笔墨生辉：画家周亚鸣的艺术赏析(2)

一、笔墨生态

我们若想理性地观察笔墨的真身，必须要看一看若干年来它所处在怎样的一个文化生态中。只有当我们了解其生态的时候，或许我们才能窥测到它的真相。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之一是一定要在具体完整；运动和变化中才能认识或把握认知对象的。这就叫“格物体性”。

譬如说对“真实”的看法，大多西方观念或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当然地将“真实”与“实在”相等同，他们的认知途径叫“实证”；而中国古人却将符合“天理”的实在作为“真实”的当然法则，并将其以原理同一性的方式“人化”为伦理秩序；因此，在“真实”的背后有一条“合理”（天理、伦理、真理的同一）原则作支撑。以“合理”的秩序化本质作标准，对“真实”进行选择。也就是说，中国人于其在说“真实”时，不如说“合理”；于其说真实的客观性时，不如在说对“真实”的再认识和再选择。这才是“真实”的真身。这一过程一定是在“众物”的比较之中，如天时、地理、人伦的诸多因素的“真实”。《大学》中说：“事有终始，物有盛衰，可谓近道。”这就是中国人一定在生态中、运动变化中体认事物的“真实”性的方法。因此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历史不是档案”，“文物不是故物”。也可以说中国人的真实观是建立于人文共识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我见故在”的个别实在。

观察中国历代画论，发现中国古人对笔墨的认识大致只限定在“法式”的范畴内加以讨论。当然也有许多认识也将其与人心，人性相同一，但大都只作为一种人文价值加以肯定，如“人品即画品”与“六籍同功”、“一画开天地”、“心画说”等等；具体到“笔墨”神圣性时，大概也不超过“书画同源”、“河出图，洛出书”等范畴。对于今人而言，这些论述不是过于空泛，就是过份神秘。为何如此呢？

中国文明发展的生态一直是完整流动的，就如同鱼儿从不曾怀疑水的存在一样，更不会争论水倒底好不好，水是什么？问题关键的是在水里如何更自在；帮助人们更自在的手段叫“法武”，所以古人只在法式中详论笔墨。

现今，水开始变质了，有酸、碱性水、有纯净、污染之水，甚至有人主张鱼儿上岸了，人文的生态——“水”，从此倍受关注。

中国文明在历史上不乏生态的变动，但这种变动因其历史悠久；体量巨大以及其调适能力超凡而从未威胁过文明的信心。如对佛教、伊斯兰教，西南各地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的容纳和同化和对蒙、藏、金、清等各历史时期具有巨大军事能力的民族的包容，同化，整合的能力，而其核心人文价值就是“人同伦”。也可以说，中华文明的生态建立是以各民族文明的融合作为重要内容的，它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也影响和规范了亚州地区国家的文明秩序，这是中华文明自信的来源之一。

但是，从1840年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来，中华文明的自信在西方坚船利炮和强大的工业文明前第一次开始动摇。当时的李鸿章、张之洞，还有更早的魏源，林则徐等清朝中兴名臣都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实际上是被迫的文明防御性策略，虽然它是以洋务运动为标识向西方学习的最初态度，但更是文明自信的首次动摇。

1911年以后的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采取文化上的主动殖民的开始，以“新生活运动”和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标志的主动西化导致对“文明主体”的全力扬弃，它们是不分党派的。以鲁迅先生的态度最为激烈，鲁迅除了将中国历史说成是吃人的，而且他更不主张青年人读中国书，大有恨不生为洋人为耻。自古以来，中国的地方士绅就是中国社会的实际管理者和经营者。他们实际上几与朝庭共管天下。（宋以后更为强化），皇权主导的官场最多时官员也未超过三万人，但在朝庭的政策主导下，地方士绅通过宗族的形式实现对社会的全面管理，同时与佃农，自耕农结成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同样的模式，依循相同的以血亲为核心的人伦纽带，展开为国家社会而无处不在的秩序。在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礼仪廉耻等人伦规范下，每个人所处的小生态的不同而具有或大致相同的思维模式和不尽相同的行为方式；同时又统一在同一文明的标准之下，民国时期的城市工业化将地主士绅大量吸入城市，同时也将农村资本尽可能地转化为工商投资。因此农业和农村遭受到了沉重打击，城市变成了各不相同的投资与投机家的天下，城市初步建立的管理系统，是引进的西方城市管理模式，它管理着往昔中国农耕社会的管理者。可想而知其中的不适有多严重。因而城市实际是由政府机构与黑邦社会实施共同管理（上海就是典型）被管理者是过去由朝庭与宗族管理的离地农民和昔日的管理者——地主士绅。这种管理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角色渗杂无序，是中国文明“解纽”的第一波浪潮，既由宗族管理的“熟人”社会，转化成了无序化的“生人”社会，广袤的农村因宗族的极度被削弱，农业经济的渐趋萎缩，离地农民大量产生和盗匪的猖獗，它们之间的恶性互生加速了农业社会的崩溃，这给政治投机家留下了军阀割剧的巨大空间，同时也给“阶级斗争”学说的殖入提供了土壤。

抗日战争中“民族存亡”成为中华民族的整体危机，国民党政府依靠同盟国的力量领导过去的地主士绅，当时的有产者，地方割据者进行了惨烈的抵抗，而共产党依靠苏俄的支持，以阶级斗争和统一战线为法宝，一方面通过反封建将每个人从“人伦纲常”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以“打土豪分田地”为手段将战争的参与者变为战争的获益者，从而接受“无血亲关系”的政党意识，组成了贯穿了强烈服从意志和“铁律”的强有力军队，它不但与国民党共同打败了日本，同时也因其土地政策和统一战线所具有的整合社会力量的强大能力而取得了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对整个国家的领导权。这就是党章中说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具体内涵。

1949年后战争中形成的极端意识以及以服从为主旨的全民军事化（人民战争，全民皆兵），当失去了与之相应的极端环境时（战时状态），就转成了全社会对权力的崇拜与恐惧；依懒与憎恶的怪戾心理。整齐划一的行为铁律，统化限制了人们的创造能力，对斗争哲学的崇拜导致整个社会生活处于竭斯底理的狂风之中。一方面用“阶级斗争”屏闭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和交流，另一方面继续用反封建屏闭了与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联系与溶汇。这更加重了社会心理的极端虚弱，恐惧与自卑，这形成了恶性循环，强化了对暴力斗争的依赖，使斗争成为了社会生活中唯一的行为方式和内容。它使得在战争中运用有效的“统一战线”策略的瓦解，中国社会一时间成为非白即黑的教条主义国家，而斗争的社会则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文化大革命事实上使这一“群氓”化趋势走向了极至。它使得民族性格扭曲，道德沦丧，心理失序，情感危机与焦虑无不处不在。

如果说国民党的崇洋媚外还只表现为上层社会的教条主义和不切实际的生搬硬套，那么解放后的中国大陆则全盘进行了苏联式的社会改造。

总之对中国文明而言，原有生态都遭受到了极端的破坏。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人伦，以及赖以建立的社会秩序，道德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中国文明特有的自然观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秩序，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颠覆。特别是天理（自然观）人伦（道德观）与情理（良心）之间的有序一致性和系统的完整性，被破坏更是严重的。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人定胜天”、“一心为公”、“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都是我们今天说的“零和游戏”，当时是“你死和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无疑是中华民族固有对以人伦为基本枢纽的“仁爱”“互助”“双赢”等和谐关系的深重摧残。

事实上1978年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改革，其实就是放弃了政党对社会的“军事化控制”，放弃了以战争和暴力思维为特征的斗争哲学。社会的创造性才得以初步释放，但是在“非常时期”形成的思维贯性还以各种方式影响或主导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严重阻碍着社会向更为有序且美好的方向发展。书画领域内的乱象只不过是一个缩影，因此必须认识到：破坏不是创造，人性不是动物性。

和平的发展环境，促使人性的复归，历史文明的重新恢复，有利于人们新的行为规范的重新树立，它需要更为适合的社会秩序，而更好的社会秩序的建立需要道德的框扶，新的道德建立更加依赖于对人伦的确认，而人伦的不可动摇性须重新得到对宇宙秩序的原理性再肯定，而民族的情感世界的健康性则得益于对文明系统内涵的价值内化。它需要人们重新确认中华文明的普遍意义和不同特征，只有如此，这个文明才能得到重生。

汉董仲舒曾给武帝上奏过《天人三策》其中一策中就说：“临渊羡鱼，不若退而织网，在朝愿政，不若退作更化。”所谓“更化”就是以人文的方式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建立起人伦道德，就是循风俗，定制度。从而形成有差别的统一，即和谐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