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考证“书法”一词源出佛学

何谓书法，书法一词从何而来？几乎没有几人能说清楚。

《辞源》强调其一为书写 ，一为艺术。《辞海》指出其为艺术，进而界定其为毛笔书写，内容为汉字，法为法则。辞海的解释相对完善些，但流于片面，都没有指出书法的本质特征。

古人对现代意义上的“书法”多称“书”或“法书”。此例甚多，不必赘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的“书”大概就是早期艺术意义上的书法了，而称“书法”者却少之又少。

考其“书法”一词，“书法”始见于《左传宣公二年》载：“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后来唐刘知己在《史通惑经》中云：“故知当时史臣各怀直笔，斯则有犯必死，书法无舍者也。”宋谢采伯《密斋笔记》中：“论记书法之严，即春秋书法也。”明刘基在《春秋明经郑伐许郑伯伐许》中：“盖与郑伐许郑伯伐许之书法同矣”。此皆是指古代史官对材料的处理，史事的评论、人物的褒贬各有原则体例，非艺术意义之上的“书法”。

艺术意义上的“书法”一词始见于南朝梁代萧衍著的《观钟繇书法十二意 》、萧子显在其所著《南齐书周禺传》“——少从外事车骑将军戚质家得卫恒散隶书法，学之甚工——”、其后唐有徐浩的《书法论》，韦续的《五十六种书法 》；宋代钱缅《钱氏私志》中：“元章书法之妙，今日可谓第一”。元有苏霖的《书法钩玄》、佚名的《书法三昧》；明有项穆著的《书法雅言》、潘之淙著的《书法离钩》、汪挺编著的《书法粹言》、宋啬编著的〈书法纶贯》、宋曹著的《书法约言》、清有冯武著的《书法正传》、蒋衡著的《书法论》、蒋骥著的《续书法论》、戈守智著的《汉溪书法通释》、刘墉著的《书法菁华》、蒋和著的《书法正宗》、王宗炎著的《论书法》、包世臣著的《书法津梁》、白德馨著的《书法金缄》、李象梓著的《书法》；民国有张鸿来著的《书法》、陈钟年著的《书法》、丁文隽著的《书法精论》、杜锡五著的《书法秘诀》、陈林和著的《中国文字与书法》——称“书法”在明朝以前非常之少，至清朝称“书法”者日见增多，“书法”的概念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接受，至民国直到现当代，“书法”几乎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并被广泛运用了。

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书，箸也，从聿者声”。书与竹有关，聿则有手执笔形，意思是手执笔写字。其与书法有关。“法”：“法，刑也，平之如水，从水， 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法，今文省， 古文”。法与刑有关，引申则为刑法，法规、法则、方法等。若望文生义则“书法”或可解释为书写的方法，书写的法则等。如此解释显然太牵强、肤浅。熊秉明先生说“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核心”，可见书法自有其奥义，如果那么解释则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精华沦为形而下的“写字”了。

艺术意义上的“书法”一词是否由梁武帝萧衍提出，有待考证。根据可考的确信材料，梁武帝应是史书中可见最早使用该词的人 。或有人说〈〈南齐书〉〉所载应早于梁武帝，因为齐早于梁，此说不无道理，但考其作者萧子显，在梁武帝代齐时，萧子显才13岁，萧子显后来得到梁武帝重用，官至吏部尚书，且写〈〈南齐书〉〉得到梁武帝的批准的。故知梁武帝提出“书法“概念应早于萧子显。

梁武帝称 “书”为“书法”，为什么要称书法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位千古闻名的文化帝王：

梁武帝萧衍，字叔达，生于南朝孝武帝八年(464)，卒于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公元502年萧衍讨杀萧宝卷废齐称帝，改国号为梁。

梁武帝多才多艺，文武兼备。曾与当时文坛首领沈约、谢眺、王融、萧琛、范云、任肪、陆陲同在竟陵王萧子良门下，并称 “竟陵八友”。《梁武帝纪》载：“——六艺咸备，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莫不称妙——”梁武帝于书法挚爱有加，曾广征前贤书迹，特重钟繇和二王，致使秘阁所藏二王书迹七百六十卷，自己也笔耕不辍，所传书作被刻入〈〈淳化阁帖〉〉〈〈三希堂法帖〉〉，笔致不凡。还经常与陶宏景、袁昂论书，评品优劣，表现其深层的文化修养与心态。梁武帝事佛、崇佛达到登峰造极地步，几乎以佛治国，即位三年即舍道归佛，曾率僧俗2万人在重云殿亲制《舍道事佛文》，大肆建立佛寺、建造像、办斋会，亲自讲经说法，断酒肉、撰写佛教著述，更有甚者，以一国之尊曾多次舍身同泰寺，由于皇帝亲自为佛教推波助澜，致使出现南朝寺院林立，家家事佛的局面。唐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反映这一时期佛教盛况。

活脱脱的一个帝王菩萨，嗜佛如此，其思想必将会渗透到其一切艺术中。于是我们可以大胆得出：书法之“法”源是佛法之“法”。

“法”字在佛学界是个非常常见的词，佛教名词如“转法轮”、“法眼”、“法门”、“法印”、“法界”等等，那么，佛学上的“法”字又是何意思呢？

按汉语大字典解释：法，佛学名词，梵语DHARMA[达磨(昙无)的意思意译]，泛指一切事物，包括本体的、现象的、物质的精神的，通常指佛教的教义规范。

唐玄奘所翻译的〈〈成唯识论〉〉说：“法谓轨持”。窥基撰的〈〈成唯识论述记〉〉解释为：“轨谓轨范，可生物解，持谓任持，不舍自相。”正果法师解释： “这就是说，一种子物，凡能因持自性，而又能表现其在一定范围内的情况，使其他有情见之即可了解其为何物，合此任持自性，轨范物解两义，即名为法。佛法的法，是指佛陀依如实所觉而宣示于世间众生的轨则，与达磨意相当，所以名之为法”。

由此任持自性、轨范物解，我们引申至书法，则书法应保持自性，即中国书法一为汉字，不能脱离汉字这一基础，这是艺术上的书法之所以是书法而不是其他艺术的一种本质界定，舍此则不能任持自性，书法还应轨范物解，通过书法的种种因素可阐释世界万事万物。这也是“万法一理”的最好解释了。“书法”与佛法结缘后，他的内涵与外延已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书写法则了，而是被赋于以更为深奥的哲学意义、文化意义。

古语中“书”， 中国现称“书法”、 韩国现称“书艺”、 日本现称“书道”。有人说 “书法”不如 “书艺”， “书艺”不如 “书道”，道者最高，这显然有妄自菲薄之感，甚或有些崇“洋”之意。理解了书法之法乃佛之大法，可能不会持此观点了。那么韩国为何称“书艺”、 日本称“书道”呢？我认为这不过是同一名称的三种不同观点定义，都是从不同的出发点理解“书”的含义。儒家的“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六艺之“书”大概是其称之为“书艺”的出发点；道家的“道可道，非常道，”“道生万物”盖是“书道”理论依据。

“书法”源出佛学、“书艺”源出儒学、“书道”源出道学，实是殊途而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