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新生代画家要努力创作出几件经典作品

《大通烟雨》宋代卷 纸本设色 姚涯屏

　

　“岭南书画名家共绘《历代羊城八景》系列作品展”在浙江画院开幕

　　3月27日，由浙江画院、广州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岭南书画名家共绘《历代羊城八景》系列作品展”在浙江画院开幕，这是继在广州艺博院成功展出后全国巡展步伐的首站。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甘新向浙江画院和西湖博物馆赠送了“历代羊城八景”原大仿真卷。这幅穿越千年的大型画卷，让杭州专家和艺术评论家盛赞不已。

　　广州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周国城介绍，这次展览体现了广东艺术界携手创作的巨大力量和集体优势。更重要的是，作为岭南艺术家，有责任、有义务用我们的画笔来描绘、讴歌岭南丰富的人文景观，展现绵长优秀的历史文化风采。在中国美术史上，粤浙两地具有非同一般的历史文化渊源，希望通过此次展览与浙江美术界展开广泛、细致的交流。

　　广州日报记者：陈运成、王斌

　　孙永(浙江画院院长)：岭南新生代画家要出几件经典作品

　　广东和浙江两地学术机构很早就有沟通和交流的传统，至今我们浙江画院和广东画院保持对口交流。我们一直对广东山水画的发展十分关注，岭南画派关山月、黎雄才一直是我们敬仰的大师，广州是文化底蕴丰富的地方，这次《历代羊城八景》的创作除了自然风貌之外，还有纪念地、历史进程中文化经济发展遗存等等都在作品中体现出来，非常精致、有特色，所以岭南新生代的画家是值得期待和赞许的。

　　每个地域文化都存在自己的优劣：浙派山水天生具有优越感，是南宋绘画的传承，所以更擅于笔墨情趣的小品；岭南绘画更多是融合中西，所以更善于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广东在上世纪60~70年代在全国杂志发表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这相当不容易。所以广东从不缺乏传播的力量。在当今艺术家普遍缺乏自身压力的情况下，岭南新生代画家更不应放弃老一辈艺术家的努力精神，静下心来，创作出几件经典之作。

　　金光远(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打造世界文化名城，我们做了什么

　　我对广东绘画的多元性、对时代的前瞻性感到很惊讶，《历代羊城八景》系列作品不仅仅是绘画上的意义，它最大的意义在于，打造世界文化名城，我们艺术家做了什么？一直以来，美术对于城市的美化和品牌推广是很低层次的，仅仅停留在“补壁”阶段。打造世界文化名城，美术界应该主动参与其中。

　　从美术的角度，我之前还没有这么全面地感受广东山水画的面貌，在信息发达容易同质化的时代，岭南美术始终保持着具有岭南文化特点的地域性特征。城市景观的创作既让人身临其境，又保持中国画的特性，这正是岭南画家具有的优势——长期的对景写生，对生活的关注以及表现当代的观景办法，让他们创作《历代羊城八景》时得心应手，这些都继承了岭南画派的优秀传统。

　　蒋跃(美术报副社长、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这次创作是岭南传统的光大和传承

　　岭南作为中国美术的重镇，具有书写史的价值。这次《历代羊城八景》具有历史的传承和记载的意义，创作采用的是中国文人精神观看世界的特殊记载方式——精神性、游离、全方位观照世界的方式，表达作者的寄托和情怀。岭南具有丰富文化积淀的地域特征，绘画风格和江浙地区不同，我自己学画受岭南画家影响很大，当年林墉、陈衍宁等画家的油画、连环画，扎实的造型和表现力，对我影响深刻。

　　这次《历代羊城八景》采用绘画风格多样，功底扎实，表现形式有水墨，浅绛、重彩等多种方式，具有时代气息和地域特征，是岭南传统的光大和传承，它超越了书画本身的意义，创作时期的图像和草图及相关文献都应该保存。

　　曹增节(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社长、艺术传播学导师)：书画介入当代生活有强大的优势

　　传统而经典的书画传播方式对城市品牌的推广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是难以取代的历史感，这次长卷发挥了文人书画的特长，可感受当时的文化气息，展示千年以来的羊城的文化情怀和价值观取向，是影像等媒体无法取代的，所以，书画介入当代生活具有强大的优势。其次，众多艺术家集体参与，他们用才华记录社会重大的历史进程，基于传统，又在创作历史，这是中国独有的传播方式和文化载体。所以，文化“走出去”不仅仅是形式，文化传播才是核心。由政府来主导推广《历代羊城八景》以整体的艺术品位和个人特征的结合，找到了合适的载体。

　　陈伟安(广州艺术博物院院长)：“羊城八景”在广州深入人心

　　羊城八景的创作有悠久的连续性的历史性、参与的广泛性以及绘画的艺术性。此次由市委宣传部策展，由市美协来推动完成的重绘“历代羊城八景”图卷，是一项空前的艺术活动：动员了近100位广东中青年艺术家来共同完成这一主题创作。这在岭南是第一次，在全国来讲也是不太多见的。通过这一创作可以反映宋代以来广东的文化历史和城市发展的面貌。也代表岭南画坛山水画创作的水平，是地域美术研究创作的一个典范，这些作品的展出对建设、宣传广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有重要意义。同时也给岭南画坛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

　　从交通要道在“历代羊城八景”中的比例看出广州的变化 

　　在古代“羊城八景”中，交通要道的分量很大。“扶胥浴日”、“石门返照”、“大通烟雨”等景点同时入选宋、元和清末“羊城八景”，其中“扶胥浴日”以“菠罗浴日”的说法在清末版本中出现。这和古代广州倚重水路交通运输并且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点有很大的关系。扶胥镇位于广州东部，是广州通过海洋与外界联系的重要出入口。扶胥有南海神庙，又名菠罗庙。“菠罗”在梵语中就是“彼岸”的意思；而石门和大通镇则是通过内陆河流连通岭北及粤西南等地的主要途径。宋代“羊城八景”中“珠江秋色”和“海山晓霁”是特指市内珠江段的景点。广州市内的珠江在古代广州相当于现在城市交通运输主干道的地位。我们发现：宋代“羊城八景”中，与交通息息相关的珠江占了五个。其他如明代的“灵洲鳌负”、清初的“琶洲砥柱”、“东海渔珠”与清末的“金山古寺”等入选景点也都与交通要道这一因素有关系。这种对交通的强烈需求延续到1963年版的“珠海丹心”中有重建的海珠铁桥；而连通粤西南的珠江大桥以“双桥烟雨”入选。在水路交通不再是广州与外界联系至便利的方式后，大家对于珠江流域的赞美更多地集中在对母亲河的依恋和保护上——黄埔港海运以“黄埔云樯”再次出现在1986年版的“羊城八景”中，主要是对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发展重光的由衷自豪。火车站、汽车客运站则出现在1986年版的“流花玉宇”中。可以说，铁路、公路、航空与航海都前所未有空前发达的现代广州，交通对于广州人来说，只是一个无处不在、可任意选择的出行方式了。在2002、2011年版的“羊城八景”中，与交通有关的景点逐渐淡出了。这也是古代八景和现代八景的巨大区别。(姚涯屏 刘思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