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和我们的故事：一场剪纸的中西方对话

乔晓光剪纸作品《鱼龙变化》

挪威艺术家凯特·碧特·维乐剪纸作品《龙蛋》

　　徐佳和  来源：东方早报艺术评论

　　

相对于西方视觉造型传统，中国的民间剪纸不属于视觉至上的造型艺术传统，而是以心象真实为主导的剪纸语言体系，是活的文明也是活的隐喻，西方的剪纸脱胎于故事，是文本的隐喻，正在刘海粟美术馆举行的“纸的对话——龙和我们的故事”就是中西方剪纸艺术家用纸张、空气、阴影勾画的故事诠释了中国与北欧关于龙的神话之间的异同。

　　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有过民俗剪纸的文化传统，纸是人类承载信仰情感的重要载体。中国以外，无论是美洲的墨西哥，亚洲的日本、韩国、缅甸、斯里兰卡、泰国等国家，都还能看到民俗剪纸传统的遗存。而在欧洲的瑞士、德国、丹麦、挪威、芬兰以及美洲的美国等国家，虽然剪纸这种艺术形式的出现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但是，显然，剪纸早已不再是主流的艺术表现方式。用挪威剪纸艺术家凯特·碧特·维乐的话来说：“在西方，剪纸艺术可称得上是一种十分‘缓慢’的艺术，因为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学习，又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进行创作。”现在，西方人只在复活节和圣诞节剪纸，剪纸的形象也十分简洁。北欧的挪威戏剧家易卜生、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都是手艺高超的剪纸家，都使用过剪纸这种艺术手法，安徒生说：“剪纸是诗文创作的开始。”据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原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会长乔晓光带领的田野调查队伍进行的考察显示，中国一共还有32个民族存在着剪纸艺术。

　　相对于西方视觉造型传统，中国的民间剪纸不属于视觉至上的造型艺术传统，民间剪纸是以心象真实为主导的剪纸语言体系，活的文明也是活的隐喻，西方的剪纸脱胎于故事，是文本的隐喻，正在刘海粟美术馆(10月18日－26日)举行的“纸的对话——龙和我们的故事”就是中西方剪纸艺术家用纸张、空气、阴影勾画的故事诠释了中国与北欧关于龙的神话之间的异同。中西方艺术家共同的创作主题是龙，在不同的文明中龙的历史——中国的“龙”与北欧的“dragon”，中国古老而又活态的剪纸传统与北欧安徒生代表的剪影传统，不同文明之龙的故事在剪刀下靠近，剪纸像一座桥梁使东西方之龙见面了。但是这两个神话中的龙究竟有多相像？这两条龙又各具什么样的象征性涵义？北欧龙和中国龙如何沟通？这些疑问是两位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需要面对的。

　　龙，在挪威艺术家凯特·碧特·维乐的剪纸造型中是大海中航行的船头的标示，船上的人们相信有了它的护佑，所有的恶魔都会避让三分。凯特说她的剪纸灵感来自安徒生童话，作品为7个龙蛋组成的森林，分别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有多重隐喻：新生、可持续、再生、力量、脆弱，以及对尚未出生、尚未发生的事物的关注。代表现在的蛋是7个蛋中最大的，其中饱含了易卜生的形象，蒙克的呐喊，拿着武器的海盗，滴着石油的星辰，挪威有史以来最流行的发明之一巨大的回形针等与挪威息息相关的文化物质元素，白色纸张也满足了故事对于亮度的需求。

　　乔晓光创作的巨幅剪纸《鱼龙变化》长达9米，借助古老的龙符号和典故，在讲述着今日中国龙的故事，采用了一纸两面的立体叙事表达，一面是鱼，一面是龙，鱼与龙图像的互衬互补实现了鱼变龙的主题。有鱼的一面以对称式构图，双鱼相戏，中间为牡丹与大莲花，其中的双鱼又包含了非对称的因素，也是一个蕴含着古老农耕文化内涵的世界。左为鱼，鱼身饰莲，鱼口吐珠。右侧为“摩羯”，鱼身龙首有翼，口戏火珠。“摩羯”又称“鱼龙纹”、“鱼龙变化”。乔晓光在双鱼中对“摩羯纹”的使用，暗示了一个开放和融合的龙文明。作品龙的一面，则创造了一条现代象征的“基因龙”，这是以往传统龙谱系中未曾有过的形象。这条闪烁着彩虹色彩的龙，飞翔在鱼纹与摩羯纹为底的混沌世界中，象征一个新旧交替并存的时代。

　　“我们已习惯了从汉字中了解中国，从古史典籍、宫殿遗址、文物珍宝、圣贤精英、帝王将相去认识中国。但我们很少从一个农民、一个村庄、一个地域的习俗生活、一首口传的诗歌、一件民间艺术品——世界很少从民间去认识中国。”乔晓光说。2009年，剪纸成为第四批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乔晓光说，向民间艺术学习，他是沿着前人开辟的道路前行。2002年5月经教育部备案成立的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其学科基础是发展二十多年的民间美术研究室。而中央美院民间美术系渊源可追溯至1938年成立的延安鲁艺，其主力是左翼木刻联盟培养出来的木刻艺术家和那些进步青年。延安木刻艺术也是从剪纸这里得到的灵感，延安木刻代表了中国木刻艺术的高峰，得益于从民间吸取了的剪纸的语言，强调文化的人民性，主张向民间学习，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向民间艺术学习，延安鲁艺的民间美术教学由于战火而中断。后来董希文的助教靳之林追随鲁艺的传统在延安待了十三年，靳之林是乔晓光在中央美院就读研究生时的导师，到了学生乔晓光，已经是第三代了。七十余年，三代人，围绕着民间剪纸的研究与创作这样一件事延绵不断。乔晓光说，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大学中，这样的事情也是独特而值得珍惜的个案。

　　从2009年至今，乔晓光带领他的学生们开始了保护少数民族剪纸的工作。经过调查，目前我国有32个民族存在与剪纸相关的艺术，他们已走访了25个，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延安文艺座谈会强调到民间采风，实际上就是认识活的文明。活的文明就是非物质文化，贫困地区的女人们靠剪纸来滋润生活，度过艰难岁月，这也是一种信仰，是一种文化的精神食粮。文明不仅仅是几个文物不仅仅是几个遗址，更不仅仅是几本高校教授的几本书，这些大部分，重要的是活的文明如何往前走。什么时候社会生存达到平衡，文明才能达到平衡。中国的剪纸整体上处于流变状态，在偏远地区，个别人数本来就稀少的民族剪纸艺术濒临灭绝，但在西洋类的剪纸上，保留还是很好。剪纸这种传统还在中国的农村生活中存活，它并没有死亡，再过几十年，农村生活状态如果不发生改变，剪纸还是会存在，如果几亿中国农民的生存传统不改变，传统就是剪纸生存的物质和精神。”乔晓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