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走廊：从上海到香港

　　一

　　等待了10个月之后，利玛窦和他科英布拉大学的耶稣会的同事，才有机会启程前往印度。尽管达伽马早已在1497年进行了环游了世界，但是从欧洲到亚洲的旅途仍然充满艰难和不确定性。在港口等待出海的船只难以确定行程，他们必须要等待合适的季风或信风，因为风力是木制帆船唯一的动力。

　　这是一趟顺利的旅程，只用了七个月时间，利玛窦就到达了印度的果阿，但印度人似乎对于他们带来的神学毫无兴趣。利玛窦是在1582年启程前往澳门的，另一位传教士罗明坚此刻正在澳门。从果阿出发，穿过印度洋，经过马六甲，来到太平洋，又是半年的漂泊，利玛窦来到了澳门。他的传教士生涯刚刚开始。澳门不是中国，它是1557年中国人给予葡萄牙人的一块飞地，供商人们与传教士们临时居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中国与西方接触的唯一通道。

　　1583年底，利玛窦才真正进入中国的地界。之前，他的老师范礼安和另一位著名的传教士沙勿略，经过漫长等待与尝试，仍失败了。他们都曾在日本传教，发现日本人抵制基督教的主要手段，就是引证中国的儒家经典，“日本人在智慧和一切知识方面都尊中国于首位，无论在宗教上，还是行政事务上”。他们相信：只要中国接受了基督教，日本人也会跟随。但是沙勿略只抵达了广东南面的小岛上川，他看着中国却无法进入，并最终于1552年死在那里。范礼安有机会居住在面积更大的澳门，却仍没有机会进入中国，据说，有一天他曾站在澳门神学院的窗前眺望中国大陆：“啊！岩石，岩石，你什么时候打开。”

　　利玛窦在澳门时开始学习中文，在给他的一位老师的一封信里，他写道：“我最近一直在专心学习汉语，我向你保证，汉语与希腊和德语有很多的区别。就将汉语而言，有很多含糊之处以至于汉语中有许多词语能够表示一千个以上的事物，而且有时一个词和另一个词之间的唯一区别就在于如何在高低四个不同的声调中进行定位。”

　　利玛窦一开始仅仅能识几个汉字，整整一年，他只能倾听别人的忏悔，然后他学会了讲话，接着他可以进行一般水准的阅读写作，到了1593年，他开始尝试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再过上一年，他可以古文写作了。他时刻根据环境的要求来调整自己。他在罗马的数学才能与天文学知识，帮了他大忙。他广州附近的肇庆时，他不是把时间用来布道，而是以他对天文学、数学的知识来于本地的学者与官员交流，这些谈话中，他穿着佛教的僧袍。

　　他知道这些谈话很重要，因为他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以便继续向北方前进，北京将是他最终目的地，他希望能够用教义去感化中国的官僚乃至中国的皇帝，那么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就有可能接受新的信仰了。

　　从肈庆到潮州，韶关，从韶关到南昌，再到南京，1601年，利玛窦终于抵达了北京，18年向北京进发的过程历经磨难，每到一地，他需要得到地方官员肯定，才能开始自由行动，然后等待北京的批准，才能继续前行。路程中则充满意外，1598年夏天他到达南京时，明朝中国正在被卷入朝鲜与日本的战争，中国政府要求逮捕所有值得怀疑的外国人。一整个夏天，利玛窦都在长江上一条“既小又没什么设施”的船上渡过，天气炎热、内心不安。为了可以沿大运河而上，他还要和掌管运输的太监搞好关系。他是在1594年脱掉僧袍，改穿儒生的服装的，因为他发现，这样能够进一步提高他在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关系，居住在南京时，他和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文人李鸷还展开过对佛学的辩论，很显然，他运用中国语言的功底，都让他们大吃一惊。

　　到达北京时，他已经49岁，他无意再回到欧洲，横亘在中国与意大利之间的茫茫波涛，令人望而生畏。他终于可以正式展开他的最初的使命了，为此，他已经让自己变成了一副除去面孔，哪里都吻合标准的中国儒生。

　　二

　　一连几天，我都在想象这个意大利人在中国的遭遇。我记得那个次深夜，我离开喧闹的赌场区，钻进了澳门的老城区，那个由狭窄街道、地中海风格的老建筑构成的安静的世界。在著名的大三巴牌坊前，几个年轻姑娘正坐在那里低声讲电话，几个青年坐在石阶上漫谈，旁边一座五层楼房的第层，传来轻微的麻将声。发红的黄色路灯光，使得向下延伸的几条小巷，有一种静谧的诗意。抬头看去，正是利玛窦中学。

　　我重提利玛窦的故事，是因为我们总是遗忘我们与历史的联系。如果你不了解过去150年的香港发生了什么，你怎么了解回归以来的意义？而如果，你不了解香港和澳门、广州、上海、汕头、福州的关系，你又该怎样寻找香港的独特性？

　　我们迷恋香港的故事，是因为它是中国人行为的实验场。我们谈论吴宇森、徐克、王家卫的电影，对李嘉诚、霍英东、龚如心的财富充满好奇，却不明白为何那么狭小的地方，会拥有出如此重大的大众文化的明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中国，还有亚洲的很多地区。这是世界最大的唐人街，当六百万中国人摩肩接踵的拥挤在一起，他们深受外来的文化与制度影响，较少的受到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与价值观束缚，他们将怎么创造一个新世界？

　　香港的故事，并非一开始就那么独特。1842年，当那个39平方英里的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时，它是帝国的边缘，广东新安县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岛，因为转运香料而得名。在之后的100年，它远远没获得显赫的位置。

　　在利玛窦之后两百年中，澳门是西方进入中国的唯一渠道，他们渴望在中国获取更多的货物，也将天主教的福音传给这个辽阔的国家，葡萄牙人自1577年年就管理着澳门，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如何你想交易，请说葡萄牙语。但到了1720左右，广州开始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贸易城市的竞赛中。1757年，广州的优势没有了挑战者，乾隆皇帝下令只有广州“一口通商”。3年之后，正式的公行制度也建立起来了，所有的贸易的只通过十三家公行来进行。远道而来的英国人、法国人、瑞典人、西班牙人、丹麦人、奥地利人，在珠江北面的一片空地上生活，他们住在那排犬牙交错的13栋房间里，不被允许进入广州城。

　　现在，在生意交谈里，洋泾滂英语取代了澳门的葡萄牙语。广东人的口音，使得英语的发音过重，而葡萄牙语、印度语和中国的方言混合在一起。’r’变成了’l’,’b’又发成了’p’，于是”businesee”,就念成了‘pidginess’，“want”则变成了‘wantee’……在1757年—1842年漫长的时间里，广州是外国人通向中国的唯一合法窗口。在18世纪日益形成的全球贸易体系中，中国的茶叶与瓷器至关重要，而广州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商人即纷纷前来十三行贸易。当时的美国史书写道：“每一个小坡小溪，能容纳五个美国人居住的小村，都在计划到广州去。”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中国的财富中心正在从盐商聚集地的扬州转移到广州，那里专与外国人交易的公行越来越成为北京依赖的财政来源，鸦片正超越茶叶，成为利润最丰厚的商品。而国家危机的中心也亚洲腹地，转移到东南沿海。

　　1842年，当那个39平方英里的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时，它是帝国的边缘，广东新安县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岛，因为转运香料而得名。这也是中国历史的另一个转折时刻。中国的傲慢遭遇了挑战，长期以来，它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央，她脑中的世界体系是以四方朝贡来设计的。她不需要贸易，因为她什么都不缺。她的精神世界也保持着稳定，因为儒家伦理已经指导这个国家运行了两千年。但是，另一个陌生之地的商人与传教士正在打破这一切，而且他们拥有更先进的技术与武器。

　　三

　　一直到1949年，香港只是沿海一连串港口中一个。它们中最著名的是上海，香港不仅生活在上海的阴影之下，甚至可能并不比广州、天津、宁波或大连更出色。在这些口岸城市，中国人展开了另一种实验——他们在划定的租借范围内，享受西方的法律与制度保护，他们会感受到种族上的屈辱，却享受到一种躲避了传统政治官僚压榨的自由，他们的能量与聪明才智在转化成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中国引入了更多的观念与技术。

　　在这些开放的中国港口中，英国租界总是最整齐、繁荣的地区。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描述这幅图景：“他们引进包着头巾、留着胡须的锡克人，全都高头大马，担任警察工作。在他们的银行大楼的石阶尽头，总有铜狮坐镇。他们的百货公司内陈列着最现代的物品，散发着化学成分的宜人的芳香，没有中国街道上惯有的醋、酱油和桐油的味道。他们的仓库和码头都标明着斗大的的字：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等。在长江江面上任何快速的现代货船，烟囱漆成橘红色，顶端镶黑边，挂着英国国旗，看起来像是中文的“米”，衣衫褴褛的苦力扛着成捆成箱的货品在甲板上装货……”

　　中国人的傲慢，变成了一种强烈的自卑。不仅是武器上的落后感，而且是社会制度、经济实力与价值观上的自卑感。借由这些“国中之国”的口岸城市，一股再造中国的浪潮诞生了。沿海中国的人物与观念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几代最重要的政治家、商人、作家都来自于或至少生活在从上海到香港的这一连串的城市中。这些城市是费正清所说的沿海文化。

　　但这个沿海中国的口岸文化在1949年之后终止了，香港成为了被箍成铁桶的中国的唯一通风口。而中国则由一位来自内陆的政治领袖的价值观所塑造。接下来的香港奇迹，一开始很大是经济层面的，它也是多种因素的产物。它既受益于大批涌来的难民不知疲倦的工作、从上海到来的企业家和广东企业家们所表现出的灵活性与创造力；也和北京与伦敦之间保持的谨慎与克制相关；当然也得益于昔日的竞争者上海、天津的消退，你也不能忽略西方世界所经历的经济增长的黄金年代，当时的香港工厂面临着今日中国工厂的相似指责：“血汗工厂”将廉价产品源源不断的输入欧洲的百货商店；你又怎么能不承认香港的殖民地政府所制定的游戏规则的重要性，正是在这种规则下，中国的人的创业精神发挥出了惊人的效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和苏联的对抗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中，香港站在资本主义一方，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它可以灵活的响应世界市场发出的一切号召，它是全球经济活动中的最灵活的交易者。

　　香港的经济成功，经常使人们忘记她更重要的故事——从一个纯粹的殖民地，它如何一步又一步变成了一个运转良好的中国人的城市；长期积累的物质财富，是如何转变成社会的进步；商业组织如何突破家庭的纽带，而具有更可持续的非个人性的特性；个人的自由选择，与社会的合作性与秩序，是如何达成一致……

　　四

　　在另一种意义上，香港也变成了海外中国人的首都。向外移民，是沿海中国的另一个特性。海外华人大多来自福建与广东这两个省份，他们中的极少数是为了信仰或者新知识而去，而剩下的大多数则是因为财富、安全、刺激，或干脆是为了躲避国内的乏味与残酷。

　　一开始他们往往选择的是东南亚，帆船可以相对轻易地载他们来到这里，然后是美洲与欧洲。海外华人和犹太人有着显而易见的相似性，被种种社会动荡所压迫，远离家乡，被迫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他们都在经济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又顽固的保持了自身的特性。在纽约、伦敦的唐人街里走一圈，你会怀疑这世界从未改变过，孙中山昨天还在这里演说、募捐。

　　但是，两者的差异更为显著。海外华人从未拥有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关系中显现出的强烈的感情和精神力量，它是由宗教和民族性提供的。对祖国的贸易关系和宗族关系才是海外华人的纽带。

　　长期以来，他们为自己身份所困扰，他们说自己是中国人，却发现祖国可能并不在乎他们。像是生活在地铁中的人，地面上的世界很少留心他们。所以当1980年代后期海外华人被研究与发现时，整个世界震惊了。首先是日本的崛起，西方在1970年代末兴起了研究日本的热潮，探索这个他们曾经看不起的民族缘何在30年之内将超越了几乎所有的竞争对手；这股热情接着扩散到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他们被称作“四小龙”；“四小龙”的含义再明确不过了，他们都是古老的中国文明的后代；中国的开放与重新崛起，加剧这种研究的兴趣；到了1990年代初时，儒家资本主义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热门话题，一些西方学者相信整个东亚地区都是受惠于2500年前的孔子的伦理准则，在这种个人与社会价值观下，东亚正在创造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态，他们发明了很多类似的同意名词，比如“筷子网络”——他们都使用筷子，关系经济——这比法律契约重要，家庭主义——家庭也同样是经济组织的最重要单元……

　　后来人们逐渐辨清了一些基本差异。比如日本式的经济组织与韩国不同，他们也与海外华人的家族主义不同。不过海外华人从此就进入了世界的视野。谁都对他们的表现吃惊不已，甚至恐惧，想想吧，在1990年时，5500万华人所拥有的财富，竟然比10亿中国人还要多，彼得?德鲁克不是曾经感慨说吗，华人公司的管理是未来管理研究的秘密；当全世界都蜂拥到中国投资时，比不上中国一个大型县城面积的香港却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投资者，比日本、美国都多。海外华人似乎在所有他们生活的国家的经济生活中，都占有着绝对的优势。当擅长猜测富人财富的美国《福布斯》杂志把目光投向亚洲时，海外华人轻而易举地就在其中占据了最显赫的位置，而且他们长期的自我保护，还使他们真正家当秘而不宣。香港富人激起的热情，正是对海外中国人的巨大财富历程的缩影。

　　将香港放在500年的中西方交流的历史中，同时把她置于中国沿海的广阔地带中，这对于我们了解今日的香港，有着迫切的意义。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