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鲍姆：重新思索捣毁机器的工人

　　      文：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译：蔡宜刚

　　或许现在是来重新思索在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早期工业历史中捣毁机器（machine-wrecking）的问题的时候。关于这种早期工人的抗争形式，一些错误的观念仍很盛行，即使在专业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也会不时出现错误的看法。因此，一本一九五〇年出版的优秀著作，依然将卢德运动（Luddism）单单形容为一种“没有目标、狂热的、工业的扎克雷起义（Jacquerie）”；而一位曾经在这个领域有卓越贡献的著名权威则对这些十八世纪的地方性暴动略过不提，他同时暗示说，这是由于群众过于激动和亢奋的情绪所导致的现象。我认为，这样的错误观念要归咎于十九世纪初期所阐述的关于引入机器的观点的持续影响；另外则是由于在十九世纪末期所形成的关于工人和工会的史观，这主要是韦伯夫妇（the Webbs）和他们费边社(Fabian）的同僚所论述建立的一套史观。或许，我们应该区分观点（views）和假设（assumptions）之间的差异。在许多讨论破坏机器的文章中，我们仍旧可以发现十九世纪中产阶级经济的辩护者所抱持的假设，即工人必须被教导，让他们不要对经济真理负隅顽抗，不论此真理是多么令人不悦；费边社和自由派的假设则是，工人行动的暴力手段不会比和平的协商来得有效。而两者的共同假设则是：早期的工人并不晓得自己当时正在做些什么，他们不过是在悲惨生活的压力下，盲目地、摸索地反抗，就好比实验室里头的动物对电流的反应。多数研究者所意识到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机械化的胜利是大势所趋。我们能够了解并且同情这场长期的、无望取胜的行动，在这场行动中，除了少数受益的工人，几乎全体工人一致起来对抗这个新制度，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它的漫无目标以及它不可避免的挫败。

　　这些隐含的假设全部都是有争议的。而在意识到的观点方面，则显然包含许多事实的成分。然而，两者都模糊了大量的史实。因此，它们不可能对前工业时期工人抗争的方法做出真正的研究。然而，快速地浏览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早期的工人运动就会发现，将孤注一掷的反叛及退败的景象——这种场景于一八一五至一八四八年间屡见不鲜——投射到深邃的过往历史中是多么危险。长期的经济繁荣一直到拿破仑战争时期才告终结，而这段时间所出现的工人运动不论就知识方面或组织方面来说都非常的狭隘，不过在此局限下，它们既不容忽视同时也并非全然是失败的。这些成功的抗争经验有许多都被随后的挫败所掩盖：英格兰西部毛纺业强大的组织完全销声匿迹，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总工会兴起前，一直都一蹶不振。此外，在十八世纪的六十年代，比利时毛纺工人的行会势力强大到足以在集体协商中获胜，不过到了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后就烟消云散，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工会活动实际上已奄奄一息。

　　然而，没有任何理由忽视这些早期运动的力量，至少它们在英国不应被漠视。同时，唯有我们理解力量的根基是潜藏于砸毁机器、暴动以及对一般意义财产的毁坏（或是以现代的词语来说，破坏行动与直接行动），否则我们将无法对其做出有意义的诠释。

　　对大多数非专业的研究者而言，“捣毁机器的人”（machine-wrecker)和卢德分子（Luddite）这两个词语可以交替地使用。这是合乎常情的，因为从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一三年间出现的暴动，还有同一时期在滑铁卢战役稍后几年的暴动，比其他时期的工人运动更加吸引了大众的瞩目，同时被认为需要以更多的武力来镇压。当局调动了一万两千名军人来镇压卢德分子，这个数量远远超过威灵顿将军（Wellington）于一八〇八年在伊比利亚半岛作战所率领的军队人数。然而，人们对卢德分子的先入之见，往往会使得它和一般砸毁机器的讨论混淆不清，而后者约在十七世纪开始作为一种严肃的现象出现（假设可以说它有一个开端的话），一直延续到一八三〇年左右。的确，哈蒙德夫妇（Hammonds）将这一连串农场工人的反叛称为一八三〇年“最后的工人起义”，这些行动虽然偶尔会摧毁相当数量的制造设备，不过它基本上是攻击农场的机械。首先，当局基于行政管理的目的，将卢德运动视为一种单一的现象。事实上，它涵盖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破坏机器的行为，这些行为之间大多相互独立，在时间上或早或晚地发生。其次，卢德运动的快速挫败导致了一种普遍的想法，认为破坏机器的行动永远不会成功。

　　让我们先来思考第一点。至少存在两种类型的破坏机器行动，这些行动和因为抗议高昂物价或其他不满的原因所引发的一般暴动中偶发的砸毁行为截然不同，例如，一八一一年在兰开夏郡（Lancashire）以及一八二六年在威尔特郡（Wiltshire）的某些毁损机器的行为。⑤第一种行为意味着对机器并没有特殊的恨意，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砸毁机器是一种对雇主与外包制生产中间人（putters-out）施压的通常手段。就如同刚刚所提醒的，在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莱斯特郡（Leicestershire）与德比郡（Derbyshire），卢德分子“攻击了不论新旧的机械设备，他们运用这种手段逼迫雇主在工资与其他事项上做出让步”。在家户制生产与制造业时期以及工厂与采矿业的初期，这种砸毁行为在劳资冲突中是传统的与既有的一部分。捣毁行为不只是针对机器，还针对原料、制成品甚至是雇主的私人财产，这要视哪一种损害对雇主来说最为敏感。因此，在一八〇二年扰攘不安的三个月内，威尔特郡的剪羊毛工人焚毁了干草堆、谷仓以及那些不受欢迎的布商的养狗场，将其树木砍倒而且毁坏大量的布匹，同时还攻击与摧毁了他们的工厂。

　　这种“借由暴动来集体协商”的盛行已经被研究者充分地证实。因此——仅以英格兰西部的纺织业为例——呢料商在一七一八年至一七二四年间向国会抱怨，纺织工“威胁着要拆毁他们的房舍而且要焚毁制成品，除非他们答应织工的要求”。一七二六年至一七二七年在萨默塞特郡（Somerset)、威尔特郡、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德文郡（Devon)等地方的争议中，织工“闯入‘雇主和破坏罢工者的’房舍，毁坏毛料，将纺织机上的布料剪断同时毁损生产用具”。他们最后以一种像是集体契约的方式来结束这场抗争。一七三八年，在梅尔克舍母（Melksham)地区发生了一起纺织工人的大型暴动，开头是由工人“将属于科尔特赫斯特（Coulthurst）的纺织机中所有的经纱剪断……理由是他削减公订价格”。三年之后，同一地区焦虑不安的雇主上书伦敦当局要求保护，因为这些雇主拒绝当地人不得雇用外地工人之请求，但又担心从此他们的毛料会被破坏。如此种种事件，所在多有，绵延了整个世纪。

　　再者，一旦煤矿工人已经到达对雇主提出诉求的阶段，他们便采取捣毁机器的手段（当然，矿工的诉求很大一部分还是直接抗议昂贵的食物价格，他们认为牟取暴利的奸商应该对此事负责）。因此，在诺桑伯兰（Northumberland)的煤矿区，焚毁矿坑入口的机械设备是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大型暴动的一部分，此举让矿工们获得了可观的工资调涨。而在一七六五年的几次暴动中，机器被砸烂，煤被放火焚毁，矿工在这场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是，他们得以在年度契约终止之际，自由地选择雇主。十八世纪后期，议会屡屡通过禁止焚毁采矿设备的法令。不过在一八三一年，仍出现贝德林顿[Bedlington,达勒姆郡（Durham）]的罢工者捣毁了矿坑坑顶绞升装置（Windinz-gear）的事件。

　　东英格兰中部（East Midlands）制袜业工人捣毁袜机的历史已广为人知，在此毋庸赘述。无疑，砸毁机器在一七七八年著名的暴动（卢德运动的前身）中是最重要的武器，它是抵抗削减工资运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这些例子以及其他或许会被提及的例子当中，没有出现任何敌视机器本身的问题。捣毁机器的行动不过是在工业革命之前与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中，工会运动的一种手段（就我们所关心的行业而言，组织化的工会在当时几乎尚未出现，此一事实对我们的论点不会造成太大影响。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捣毁行动带有新的功能，这项事实也无碍于我们论点的成立）。对雇主施以间歇的压力，比对其维持经常性的压力来得更为有效：当工资与劳动条件突然改变，像是纺织工人的情形，或是像矿工与海员的年度契约同时更新之际，在这些时候采取行动就比必须不断限制进入市场的动作来得有效。这种手段或许会被各行各业的人士所采用，从独立的小生产者，到家户生产制时期很典型的中间商，一直到略具雏形的工资工人。不过，大抵来说，它和资本主义生产中典型的社会关系所出现的争端有关，也就是雇用劳动力的企业主和那些直接或间接出卖劳动力予企业主的工人之间的矛盾，虽然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仍然比较原始，同时和小规模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纠结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类型的暴动或是捣毁行动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比十八世纪的法国似乎来得频繁，而前者有“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后盾。当然，英国纺织工人与矿工的运动和许多较为旧式的欧陆地区那些职工组织（journeymen association)表面上具有工会性质的活动迥然不同。

　　这种抗争手段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一方面对雇主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确保了工人重要的连带感（solidarity)。

　　一位诺丁汉的乡镇职员在他一八一四年所写的一封信中贴切地表达出上述的第一点。他说道，针织工正在攻击雷氏（J.and George Ray)的工厂。因为这个工厂大多雇用那些自己拥有纺织机的人，这些针织工因而很容易就失去工作。然而，大多数的工厂租借纺织机给针织工，“且借此完全掌控了工人。或许工人团结一致来使雇主就范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他们先前以捣毁雇主的机器来向雇主宣战的手段”。在家户制生产的工业时期，一小群一小群的工人或是单一的工人散布在无数的村庄和农舍里工作，无论如何都很难想出有什么方法可以来确保一个有效的停工。此外，要对抗那些生产规模相对较小的当地雇主，损毁财产或是持续以此作为要挟，将会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在原料与制成品价格昂贵的产业，好比是布业，破坏羊毛与布料的方式可能比捣毁纺织机来得更为可取。但是在半乡村工业的地方，即使是烧毁雇主的干草堆、谷仓与房舍，也可能会对其收支造成严重的影响。

　　但是这种手段还有另一个好处。工人们的连带感是有效的工会运动之根基，不过这需要花时间来学习，即使在那些它会自然显露出其重要性的地方，像是煤矿区，它甚至花了更长的时间才成为工人阶级不容置疑之伦理规范的一部分。散布在东英格兰中部的织袜工能够组织有效的罢工来向雇用他们的工厂抗争，例如，主张一种高水平的“工会道德”，这一主张比通常认为会在该工业化时期出现的诉求还来得高。尤有甚者，对那些待遇极差且没有罢工基金支援的人来说，一直存在罢工破坏者的严重问题。捣毁机器是抵消这些弱点的方法之一。只要损毁诺桑伯兰郡的矿坑坑顶绞升装置，或是让威尔士一家铁工厂的鼓风炉受损，至少可以保证工厂将无法顺利运转。当然，这只是一种方法，并非在所有地方都管用。但是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初期的行政官员称之为“暴动”的那整个错综复杂的行动，所欲达成的目标都是相同的。下面的场景对每个人来说必定不会感到陌生：来自一家工厂或是一个地区的一群激进分子和罢工群众绕行整个地区，轮番使用恳求和威胁的手段来号召村庄、作坊和工厂工人走上街头（虽然在抗争初期，仅有少数工人需被多方游说），甚至到了后来，群众的示威与集会是劳资争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只是要借此来让雇主感到惊吓，还要使工人团结一致且具有自信。东北部海员周期性的暴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当地发起暴动的时间是在雇佣契约已经确定的时候。现代码头工人的罢工是另一个例子。显然，卢德分子的方法相当适合运用在这一阶段的劳资冲突。假若十八世纪英国的织工（或是二十世纪美国的伐木工人）是一群闻名遐迩、喜好聚众闹事的人，这其中有合理的技术理由可解释他们何以如此行事。

　　关于这一点，我们拥有来自一位现代的工会领袖的证言，他自孩提时代起经历了毛纺业从家户生产制到工厂制度的转变。“要切记，”林那尔多·里戈拉（Rinaldo Rigola)写道：

　　在前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不是一支部队，而是一群散众。有知识的、秩序井然、分层负责的罢工在那时是不可能的。工人只会用示威、喧哗、欢呼、发出嘘声、恫吓与暴力的手段来进行抗争。虽然卢德运动和破坏生产尚未提升到学说的高度，它仍然成为斗争方法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必须来讨论第二种捣毁机器的行动，这个部分通常被认为是工人阶级敌视工业革命的新机器之表现，特别是那些能够节省劳动力的机器。当然，群众无疑会有反对新机器的强烈情感——一种具有充分根据的情绪，他们的看法不见得比伟大的李嘉图（Ricardo）影响力小。然而，我们必须提出三点意见。首先，这种敌视机器的态度并非如同过去人们所通常认为的，它并非不加区分也并非特别针对某些机器。其次，除了在一些地方或某些地区之外，它实际上出乎意料地软弱。最后，它绝非局限于工人，而是由广大的公共舆论所共享，包括许多的制造业者的意见在内。

　　（一）若是我们考虑到工人自己面对此问题时的态度，第一点将会是很清楚的。工人所关心的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技术进步，而是现实上一组关系密切的问题，即预防失业与维持惯常习俗的生活水准，这包括了非金钱的因素，像是自由与尊严，也包括了工资。因此，他所反对的并非机器本身，而是任何会对此构成威胁的事物，尤其是抗拒威胁到他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的整体改变。此威胁来自机器或是来自别的地方要视情况而定。斯皮塔菲尔德（Spitalfields）地区的纺织工人在一六七五年因为反对机器而暴动，这种机器“由一个人来操作……可以省下将近二十个人力”；一七一九年则反对穿着印花棉布服装的人；在一七三六年抗议那些在正常水平之下工作的移民劳工；他们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反对削减工资而捣毁纺织机；但是这些运动的战略目标是相同的。一八〇〇年左右，西部的纺织工人与剪羊毛工人同时展开行动：前者组织起来抗议因外来劳工的涌入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过剩；后者则是抗议机器。然而，他们的目标并无二致，即管制劳动力市场。相反，在那些所发生之改变不全然是对工人有害的地方，我们发现，工人并没有对机器产生特殊的敌意。对印刷工人来说，一八一五年之后采用动力印刷机似乎并未产生太多问题。真正导致对抗的是稍后在排版方面的革命，因为它预示了大批印刷工人的地位下滑。十八世纪初期和十九世纪中叶之间，机械化与新型设备大幅提升了煤矿工人的生产力。例如，爆破技术的引入。尽管如此，因为它们无损于矿工的地位，我们就未曾听闻有什么抵抗技术转变的重要运动，虽然众所皆知，矿工是既极端保守又好聚众闹事。在私人企业底下，由工人运作的限制产量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它可以在一个完全未机械化的产业中发生，而也确实发生过这类事件，像是在建筑业：不过它所凭借的并非公然的运动、组织或暴动。

　　的确，在某些情形之下，对机器的抗拒是相当自觉地去对抗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的机器。举例言之，一七七八年至一七八〇年间发生在兰开夏郡的捣毁机器事件中，行动者清楚地区分了二十四锭或二十四锭以下的珍妮纺织机（spinning-jenies)和那些比较大型的、只适合在工厂中使用的纺织机，他们放过了前者，对后者则予以摧毁。的确，和别的地方相比，这类行为在英国比较不会令人们感到意外，因为英国人更为熟悉工业资本主义到来之前的社会生产关系。不过，我们也不应对此作过度的推论。在一七六〇年，人们对于理解他们即将面临的经济制度之性质仍有相当大的一段距离。虽然如此，他们的斗争并非单就技术进步本身，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

　　就大多数的情况来说，若将工人对机器的态度视为一个单独的问题，则不论在工业主义早先阶段还是较晚阶段，工人的态度并未有任何根本的差异。在大多数的产业，随着全面机械化的到来，防止引入不受欢迎的机器之目标已经让步于“掳获”机器的计划，即利用机器来让工人享受到工会提出的生活标准与工作条件，同时采取所有可行的步骤，来将因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失业降低至最小的程度。这种策略似乎曾经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以及在大萧条期间被拼拼凑凑地采行，而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之后更全面地被采纳。尽管如此，即使在今日，那些预示会创造失业或贬低劳工地位的机器仍频频遭到反对。在一正常运作的私人企业经济中，导致十九世纪一十年代的工人不信任新机器的理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依然具有说服力。

　　（二）迄今的论点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何对机器的抵抗如此微弱。这项事实仍未被普遍认识，因为工业主义开疆辟土的年代之神话——就如同贝恩斯（Baines）与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的著作所反映的——将实际发生之暴动渲染放大。曼彻斯特（Manchester)人不仅喜欢把他们自己想成是具有冒险精神与经济慧眼的典范人物，还认为自己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英雄。魏兹华斯（Wadsworth)和曼恩（Mann)曾恰如其分地分析了十八世纪兰开夏郡的暴动。事实上，我们拥有的资料记录仅有几次真正大规模的捣毁机器运动，像是受农场工人运动所波及的地区，可能大多数的打谷机都遭到毁坏，还有在英国与其他地方，由一小群剪羊毛工人所发起的有特定针对目标的运动，或许还包括了一八二六年反对动力织布机的暴动。兰开夏郡于一七七八年至一七八〇年以及一七八二年的捣毁行动局限于有限的地理范围和数量不多的工厂（如先前所述，东英格兰中部于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一二年间的运动完全不是针对新机器）。这不仅是由于某些机械化在当时被认为是无害的此一事实。如同研究者业已指出的，大多数的机器往往在经济前景被看好的时期被引入，此时的就业情况正获得改善，反对机器的力量在未全面动员的情况下可以被暂时地平息下来。到了工人再次面临穷苦不堪的窘境时，却已然错失了反对机器的关键时刻。这时工厂已经雇用了新的一批操作机器的工人，昔日的手工工人成了仅能任意捣毁新机器的局外人，没有办法强迫自己接受新机器（当然，除非他们幸运到足以拥有一个不受机器生产影响的专门市场，像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手工鞋靴师傅与裁缝的情形）。为什么剪羊毛工人的捣毁行动和其他行业的工人比起来更持久且更为认真，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技术纯熟与组织化的工人对劳动市场依旧有相当大的控制力，即使在半机械化之后情形依然如此。

　　（三）先驱工业家的神话也模糊了社会所有阶层对捣毁机器者一面倒地表示同情。在诺丁汉郡，虽然有许多小雇主必定对谁是破坏织袜机的人知之甚详，但没有一个卢德分子遭到谴责。在威尔特郡，呢料中间商和小雇主同情剪羊毛工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很难对当地在一八〇二年真正制造事端的恐怖分子查个水落石出。罗森戴尔（Rossendale)的商人与呢料制造业者通过了反对动力织布机的决议，而这是在人们砸毁动力织布机之前几年。在一八三〇年工人起义期间，威尔特郡辛登镇（Hindon）的一位教区执事在写给地方行政官的信中说道：“在那些暴民还未将机械设备破坏的地方，农场主已经暴露了让机器遭破坏之相同的意图”，梅尔本勋爵（Lord Melburne)不得不下达一份措辞激烈的公告，告诫那些“多次建议停止使用机器于打谷或其他用途”的地方行政官，他主张，“机器就和其他性质的财产一样，享有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

　　下列的情形同样不会令人感到诧异。即使在那些严格说来是牟利者之中，彻底成熟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不过是少数人。小店主或地方的雇主并不会想要一种无限扩展、积累与技术革命的经济体制，激烈残酷的生存竞逐注定让弱者破产，同时沦入靠工资维生的处境。他的理想是所有“卑微人物”的世俗梦想，这一理想定期地出现在均等主义者（Leveller)、杰斐逊主义者（Jeffersonian)或是雅各宾激进主义者中：由拥有适量财产的人与生活无虑的工资维生者所组成的小型社会，在财富与权力上不致差异悬殊；然而无疑能在安定中日益富庶与舒适自在。它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尤其在一演进最为急遽的社会里，要实现此理想的机会更为渺茫。然而，我们要切记，在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除了棉纺业主外，这一个想法所诉求的对象占了雇主阶级中的大多数。不过纵使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对于机器仍可能抱着犹豫不决的态度。即使没有法国资本主义与稍后英国资本主义的经验可供参照，认为雇主必然基于自身利益而偏好技术进步的想法也毫无根据。这当然不是指不使用机器比使用机器能够创造更多利润（在诸如受到保护的市场等），而是说鲜有新机器能立即展现它的投资报酬率。

　　任何一种技术设备的历史都会有一道“利润的门槛”，而这道门槛要到相当后期方能被跨越——投入机器的资本越多，跨越此道门槛所需的时间就越久。因此，创新者很少在事业上获得成功，他们将自己本身与其他人的资金投资到其计划中，这些计划往往仍存在不少缺漏，他们绝非比那些未机械化的竞争对手占有明显优势。当然，自由企业的经济体制能够克服这些障碍。一七七五年至一八七五年这段被称为“蓬勃的世俗荣景”（vast secular boom）的时期，在各处创造了一种形势，提供了某些领域的企业家——例如，棉纺业——跨越这道“门槛”的推力。一个正在经历革命的社会，它的资本积累机制提供其他社会仿效参考。

　　只要竞争持续地进行，先驱部门的技术进步就会在相当广泛的领域扩散开来。然而，我们不可忘记，开疆辟土的先驱是少数人。大多数的资本家之所以率先采用机器不是将其作为获取较大利润的攻击性武器，而是把它视为防御性的武器，保护自己免于破产，是因为濒于破产总是威胁着滞后的竞争者。因此，我们不会讶异于发现，塔夫内尔（E.C.Tufnell）在一八三四年控诉“许多棉纺业雇主的不光彩行为……唆使工人起来反对那些带头将走锭纺织机增大的厂商”。小生产者和普通的企业家处于一种暧昧的地位，不过单靠它们自己本身无法扭转此一形势。他们可能厌恶对新机器的需求，这是因为机器扰乱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或是因为基于任何理性的盘算，使用新机器在当时还算不上是真正有赚头的生意。无论如何，他们将新机器视为巩固现代化的大企业主——他们的主要对手——之地位。工人阶级反对机器的革命给予这些人一线生机，他们通常也掌握了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适度地同意法国研究捣毁机器的学者所做的观察：“有时候对一起地方事件做详尽的研究会让我们发现，与其说卢德运动是一场工人的骚动，毋宁说是落后的和进步的工厂所有人或制造商间竞争的一个面向。”

　　倘若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必须面对公众舆论排山倒海般的反对意见，那么，他如何能够迫使他人接受其一己之志？答案是借由国家的力量。曾经有人敏锐地察觉到，在英国，1640年至一六六〇年的革命标志着国家对机械的态度的一个转折。在一六六〇年之后，敌视机器的传统看法，即认为它剥夺了老实人之生计，对不计任何社会代价鼓励牟利企业的政策做了让步。我们有充分理由把十七世纪革命视为现代英国资本主义之真正的政治开端，这一点正是我们据以论证的事实之一。自此之后，中央政府的国家机器即使不是在经济政策方面领先公众舆论，至少可以说是更愿意考虑彻底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之要求，当然，若是这些要求和旧有的或较庞大的既得利益相抵触时除外。某些郡的西部乡绅（Squire Westerns)可能仍然对一个一成不变的社会中业已消失的封建等级制怀念不已：辉格党政府并未有显著的封建政策痕迹，至少在一六八八年之后是如此。对于在十七世纪最后三十年里迅速崛起的新兴工业家来说，伦敦当局的赞同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在农业问题、商业或财政政策方面，兰开夏郡可能和伦敦当局有所抵触，不过对于牟利雇主的基本首要性的看法则并无二致。那尚未改革的国会在其最极端保守的时期针对劳资间关系引入完全的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faire)。古典的自由企业经济学主导了这场辩论。而倘若更守旧且感情脆弱的地方代表们没有办法“抵抗暴力与侵略，来坚持与维护各种财产权”的话，伦敦当局也会毫不迟疑地对他们展开猛烈抨击。

　　然而，直到十八世纪晚期，国家对创新的企业并不是无条件的支持。从一六六〇年到一八三二年，英国所构思出的政治制度是要服务于制造业者，只要这些制造业者符合昔日的既得利益者——具有商业头脑的地主、商人、金融家、在东方致富归国的欧洲人，诸如此类，等等。他们最多只能希望在和其施加之压力相称的情况下分得一杯羹，而且在十八世纪早期，“现代的”制造业者仍然只是一群目光短浅的乌合之众。因此，国家有时候会对劳动事务保持某种中立态度，无论如何，这种情形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之后才有所改变。西部地区的呢料商很不满地抱怨，大多数的地方治安法官很不公正地对待他们。政府对一七二六年到一七二七年间织工暴动的态度和自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内政部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伦敦当局很遗憾地认为，地方的呢料商实在无须以逮捕暴动者来让人们处于敌对状态；当局语带轻蔑地对将这些行为视为煽动叛乱的做法不表苟同；当局最后建议双方和平共处，以便制定合适的请愿书，让议会可以采取行动。当议会批准了一项劳资双方的集体协议，满足了人们的大部分要求时，他们所需付出的代价不过是敷衍“对过去的暴动表示歉意”。再者，十八世纪频频实施的特别立法（ad hoc legislation）往往显示了政府对于相关法律的施行缺乏系统的、持续的及普遍的尝试。随着时间的推移，制造业者的声音逐渐成为政府在这些事项上的意见；但是在稍早的时候，工人仍能够在多少算是公平的条件下与部分雇主抗争。

　　我们现在面临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最为复杂的问题：破坏机器的效果如何?我认为，公平地说，借由暴动来集体协商至少和任何其他以工会施加压力的手段一样有效；而且对于织工、海员、矿工来说，在全国工会出现之前，它或许比任何一种可运用的手段更有效，这应该是公允的看法。不过也不应过于强调，有些行业的工人享有天然的保护条件，像人数稀少、珍贵的技艺等，使其可借由严格的入行限制和有力的雇用垄断为防护措施，而不享有这类条件的工人通常必定会采取防御的姿态。因而应该要以他们让工作条件稳定的能力来衡量他们的成功，像是稳定的薪资率，因为他们必须对雇主那意欲让他们处于受冻挨饿水平的“司马昭之心”进行一场不间断的与有效的战斗。可能有人会认为，理论上的稳定会被十八世纪缓慢的通货膨胀所逐渐破坏，而让靠工资维生的人处于不利的境地，但是认为十八世纪的运动能解决这些问题则未免陈义过高。就其能力所及的范围，人们很难否认斯皮塔菲尔德的丝织工从他们的暴动中得到了好处。就现有的资料来看，东北部的驳船船员、水手和矿工的抗争往往最终以胜利或可接受的和解方案收场。此外，不论各次的交战结果如何，暴动和捣毁机器在任何时候都提供予工人有价值的预备斗争手段。十八世纪的雇主经常会察觉一个让工人难以忍受的要求，其所造成的后果不是利润的短暂损失，而是资本设备的损毁。在一八二九年，一个重要的矿场负责人被上议院委员会问到，削减泰恩（Tyne)和威尔河畔地区矿工的工资，是否“能够在不会危及该地区的稳定下达成”。这位矿场主人的回答是不能。无可避免地，面临此种危险的雇主会在激怒工人之前停下脚步，因为惧怕“他的财产和或许他的生命（可能会）因而受到危害”。“比人们所预期的雇主还要来得多”，约翰·克拉彭爵士（Sir John Clapham)以无法解释的惊讶语气指出，雇主支持保留斯皮塔菲尔德丝织工法案，因为他们认为在实施该法案的情形下，“该地区能够保持安定与和谐”。

　　然而，暴动和捣毁机器是否能够拦阻技术的进步发展？显然，它无法阻止作为一个整体之工业资本主义的胜利。然而，从比较小的规模来看，它绝非像人们过去所理解的，是一种绝望且不具效果的武器。因此，诺威奇织工的恐惧被认为曾经制止了在当地引入机器。威尔特郡的剪羊毛工人在一八〇二年的卢德运动确实延缓了机器的散播。一八一六年的一份请愿书中说：“在战争期间，特罗布里奇（Trowbridge)地区看不到起毛机和针织机，不过令人感伤的是，它现今正逐渐增多。”相当矛盾的情况是，由无助的农场工人在一八三〇年发起的捣毁行动似乎是所有行动中最为有效的。虽然雇主在工资方面的让步为时不久，不过雇主不再以原先的规模采用打谷机。然而，这样的成功有多少要归因于人，有多少要归因于雇主本身潜在的或被动的卢德运动，我们无法在此骤下定论。尽管如此，不论事实的真相为何，卢德运动的首创行动来自工人，就此而论，他们能够宣称在任何这类的成功中占有重要的分量。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