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如何在国民党威权之下经济转型成功

　　1950年3月6日，台北市中山堂，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例行纪念会。到场的有一千多名党政干部，均是“中华民国”重要的领袖人物。若把时光倒推几年，他们之中应该没有几个人会想到，今年总理先生的纪念会，居然要在东南一隅的这个小岛上，在一个日本人建造的小展览馆里开。他们曾经带领“积贫积弱”的中国，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帝国之一的日本， 苦战超过十年，即使在最艰苦的时刻，也勉强保得半壁江山。而内战开始两三年的时间，却已被共产党人横扫出中国大陆，半年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中华民国”已是名存实亡。就连之前最重要的盟友美国，也在去年公开的外交白皮书中，把“失去大陆”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他们。台湾的形势危如累卵，中山堂的台下人心惶惶，一直有窸窸窣窣的交头接耳声，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还有谁会挂念这个已经去世多年的孙总理呢？

　　主持仪式的蒋介石快步走到台上，劈头就说：“中华民国亡了！”所有人都被他吓了一跳，会场顿时一片寂静。“我是亡国之奴”，蒋介石接着说，对于台下的这些“亡国之主”，蒋自述他有几句话要讲。大陆失败，是他一人的责任，自觉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然而今天大家在台湾，无非是死中求活，没有其他地方好去，至于他，也没有脸流亡海外。不过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革命同志”们还在为了一些个人利益相互攻讦，他至为痛心。说到这里，蒋介石老泪纵横，几乎涕不成声，而台下大多数人，听到平素不苟言笑的蒋公如此的内心表白，眼泪也都是夺眶而出，“全场多泣下”。也难怪，在场所有人人生前几十年为之奋斗的功业，总理的遗训，还有传统士大夫解天下于倒悬的担当，现在终成泡影，这里面的原因，虽然不完全是同志间的不团结，但是终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现在我们还在为一点私利斗的死去活来，这是多么悲哀啊。

　　这场“中山堂同哭”，国民党并无书面的官方资料留存，因为是党内的内部纪念仪式，也没有新闻媒体参加。不过毕竟见证者很多，有赖于台湾学者郭岱君女士的寻访，在她的新书《台湾经济改革故事》中披露，我们才得以对当时的场面有一个身临其境般的体会。郭岱君女士从1989年开始担任台湾“总统府”办公室第一局的副主任，任期接近十年，并在其中的五年担任总统府的新闻发言人，从内部见证了李登辉时代，国民党一党zhuan制在台湾的转变和终结。后来她又成为了蒋氏父子日记移存胡佛研究院的中心人物，在整理、公布这些极度重要的史料方面居功至伟。她现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几年之前，她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泰斗级人物马若孟（Ramon H. Myers）合著的Taiwan'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一书以英文版出版，之后她又以中文“改写”，而不仅仅是翻译了这本英文著作。这就是目前《台湾往事 - 台湾经济改革故事》这本书的由来。本书通过大量对于当时参与经济改革重要人物的访谈，日记、书信等第一手私人资料，着力刻画改革核心人物的心路历程，兼以对大的历史事件和经济学理论的阐发，无疑是我们理解台湾在国民党威权之下成功的经济转型的重要著作。

　　作者以"中山堂同哭"这一政治事件为台湾之后的经济改革历史张本，显然是富含深意的。一场深入的经济改革的起点，往往是与当局对自身政治权力的巩固联系在一起的。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倾轧一直十分严重，早期有西山会议派、改组派这些和蒋不和的团体，有支持蒋介石的政学系，也有蒋一手培植的CC系，和后期的三青团。至于之前握有兵权的地方实力派，如桂系等，到了台湾已经丧失了他们权力的基础，再无与蒋公开对抗的实力。这些派系的政治立场是因时势改变的，并不一定对某个个人效忠，更不用说还有许多派系之间的边缘人物。中山堂之前，蒋介石希望任命他的浙江同乡，职业军人出身的陈诚为行政院长，结果"立法院"最大的团体CC系强烈反对，而且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谷正鼎居然也不支持陈诚，还在党内搞假投票，试探国民党"立委"，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干脆提出了辞呈，公开与蒋对抗。蒋介石此时已下定决心，非彻底改造党务不可。在此时的台湾，他也迎来了一个代价高昂的好时机：没有人不为失去大陆而暗暗自责，也没有人不知道，如果现在再不改革，中华民国必将很快覆亡。

　　正如作者在书中多次强调的一样，在看待经济变革时，应当首先注意到整体的政治和历史背景。一场经济改革运动，一定同时是一场复杂的政治角力，一次全面的思想风暴，和某种历史宏观进程的映射，绝不仅仅是一些抽象的，所谓的科学的经济原则的应用，或者是一些设计巧妙的经济制度付诸实施的过程。而一场经济改革的直接后果，不可能停留在经济本身，因为财富的再分配即是社会权力的再分配，社会权力的重新划分必然导致文化和思想上的变动。这本来是几乎无须论证、阐释的简单道理，但是上世纪下半叶大量的历史研究，尤其是运用比较、量化方法的经济史研究，却不断强调经济革命的偶发性及其后的路径依赖，把社会力量、技术变革作为经济革命的原点，把经济制度的演进作为其催化剂，甚至是"外在环境因素"的一部分，避而不谈在此过程中各种形式的权力互相斗争的过程。这种说法最危险的后果，就是认为经济问题可以和政治问题分开讨论，或者是把经济改革作为政治变化的前奏或是序曲。

　　对于台湾的经济变革，我们也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国民党政府是先着力发展经济，然后等待时机成熟，再着手开始进一步的政治改革；那些关于"亚洲四小龙"的故事，裹挟着"进口替代"，"雁行理论"，"后发优势"这些玄妙字眼，仿佛只要有了这些灵丹妙药，就可以实现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完成现代化。从郭岱君的这本新书中，我们更能清楚的看到台湾经济变革外部和内部的宏观因素：从外部因素上看，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台美共同防御达成，蒋介石政府既不用过朝不保夕的日子，也明白"反攻大陆"只是说说而已的政治宣传；从内部因素上看，蒋介石和陈诚治下的国民政府是从重塑国民党开始，从思想改造出发，开始改革台湾的经济与社会。这改革的中心是人，台湾的一代政治新人因此站在了舞台中心，他们完成了晚清洋务运动者们开启的历史使命，即塑造一个富强的社会，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以这个社会和经济，使中国能够和世界诸强，处于一个较为平等的地位。这些人的行与思、狭与宽、怒与喜、败与胜，才是台湾经济转型故事的中心。

　　台湾成功转型的经济英雄，在郭的笔下，是几位大陆不太熟悉、今日的台湾人都已经忘却的人物：严家淦、尹仲容、阮毅成、李国鼎、杨继曾。他们的出身背景各不相同，在改革中担任的角色也不一样，但其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有强烈担当的政治家，在国事之前做到不计个人荣辱，在大业完成之后做到功成不居，这是罕见的道德品质。今日我们已经迈入现代社会，但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体制之下，这样的政治家都是凤毛麟角。郭书中记载的尹仲容的种种故事，是一个政治家道德品质的最好例证，他在1953年"第一次财经大辩论"期间，与坚持经济要以国有部分为主体的反对派争论，"声泪聚下"，"声嘶力竭"，据他的秘书王昭明和叶万安回忆，尹在一次演讲中裤管流血不止，但是他毫不在意，坚持到演讲结束。尹在改革中受到受贿、营私的攻击，也经历了大起大落，但是在晚年依然做《十年来经济发展之检讨》，自省做的远远不够，台湾所需要的远远不止如此，由于改革中耗费的心力太多，59岁即与世长辞，陈诚在他墓前悲哀良久，不肯离开。另一位鲜为人知的阮毅成先生，则是在台湾土改的路线和方案上，和小蒋公开对抗，立主以"购买"而不是强行"征收"的方式完成土改，他自己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政治生命就此终结，在土改之后只能从事新闻出版方面的工作。

　　在论述台湾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坊间常常喜欢使用"技术官僚"一词来形容这批政治新人，技术不远，官僚则不然。他们是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政治家，明白社会财富的增长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国民党的独裁，明白不通过政治领域的放权，经济领域的改革无从开展，在专制独裁的腐木上，是开不出盛放的经济之花的。不惟如是，如果没有政治领域的大调整，即使是建立起了某种程度的市场经济，放开了某些经济活动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负面效果（腐败、特权、不平等）等等，将会被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加倍放大。台湾的每一次经济改革，从最初土改中的"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到53年国有私有第一次财经辩论，56年"进口替代"转向"外销导向"，58年外汇贸易改革，这些改革触动都不仅仅是某些集团的利益，而是从根本上需要一党zhuan制的国民党从上到下接受新的理念，放弃对自己有利的特权，并且在全球的经贸活动中，拥抱普世价值。一言以蔽之，新经济需要新的价值观，而一批只懂得技术手段的官僚，是无法独立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的。这么说也不是否定政治反对派、社会力量在台湾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而是为台湾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蒋氏一人的独裁之下，居然能够保持一个相当有效率并且清廉的政府，提供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在谈到自己创作这本书的初衷的时候，郭女士希望为中国大陆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一个好的例证和样本。在这一点上，我想她不免有点过度乐观了，之后也许要有些失望了。无论是40年代末的台湾还是50年代的新加坡，他们的早期领导人物都是在"哀兵必胜"的姿态下，借着这个精英阶层"雪耻图存"的共同情绪，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进程。而一个21世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已经部分掌握了这些近邻经济转型的经验，另一方面则在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确立了自己胜利者姿态。在历史的失败者眼里，经济转型是"卧薪尝胆"的一部分，为了要建立"三民主义模范省"，非如此不可；而在历史的胜利者眼中，经济只是既存的权力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可资利用和摆布的；对于失败者而言，一定要从别人身上学习——中国近代史的演进历程就是如此；而对于胜利者而言，则只需要从自己身上学习就足够了——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台湾经济转型的宝贵历史经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的精英阶层而言，也许就像阿里山与日月潭的风景，或是台北的夜市生活，游览和消费也就足够了。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