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王元化与“都乐书屋事件”

　　《新启蒙》是一本以书代刊的刊物，创刊于1988年10月，先后出版发行了4册，分别为《时代与选择》（1988年10月），《危机与改革》（1988年12月），《论异化概念》（1989年2月），《庐山会议教训》（1989年4月），均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王元化主编这份刊物的初衷，是从文化角度的高层次来探讨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他在第一期的“编后”中说明了创刊缘起：“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不屈服于权势，不媚时阿世，这里发表的文章不一定有怎样高的水平，但我们力求学得认真，有心得，有创见，有新境界的开拓和探索，坚决摒弃一切空话、假话、大话，我们在探索过程中也会出现错误，但这是出于能力有限，而不是出于学术探讨以外的动机，或违反自己的学术良心。”

　　1988年10月，试刊号编辑完成后，为了能更多地听取意见，10月28日，王元化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了一次为“新启蒙笔会”。

　　1989年1月，王元化又到北京参加“都乐书屋”为《新启蒙》举办的“新启蒙沙龙”，继续听取大家意见。

　　都乐书屋在北京的象来街，是当时京城不能说唯一，但可以说极少数的民营书店。那时的北京，这个地界不繁华，甚至有些幽静。

　　都乐书屋两层，一层在地面，一层好像是半地下。不过，半地下是一个茶座，在那时的北京，很新颖，很新潮，很有调调，吸引一些装或不装的有情怀的人去。

　　印象中，这家书店不卖流行的各种小说，诸如风行的武侠小说，是一家专卖学术新思潮的书店。那时候文化热，反思热，丛书热，各种“热”的书（除了武侠热之外），在这里大致都能找到。我那时在上研究生，也如那时候的学子一样，追逐各种“热”，所以，这家书店经常去。

　　因为经常去，不经意地就撞上了这次在“都乐书屋”举办的“新启蒙沙龙”。

　　前不久，和史义军兄聊天，聊到我写的有关王元化的文章，他说，他在整理张－显－扬的材料时，发现了王元化在都乐书屋为召开“新启蒙沙龙”寄给张的邀请函，时间是在1月28日晚上。

　　我说，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是因为后来在北京市长的报告中，看到这件事居然跟那场风波有关，所以印象深刻。

　　稍后，义军兄不仅给我提供了都乐书屋的邀请函，还在于浩成日记中找到了关于这次会议的记录。

　　于浩成日记云：1月28日 应王元化、王若水、于燕莎的邀请参加在北京都乐书屋举办的《新启蒙》首次沙龙。王元化主持。会议开始不久，即由苏绍智介绍最近考察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晚八点左右，方励之来到会场，并即兴发言。方说，最近，我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要求大赦，释放魏京生。方发完言后散会。参加这次聚会的有一百多人……

　　因为我在场，义军兄对当时现场的情况也很感兴趣，希望我能够回忆一点。

　　在我印象中，书店大约在6点多，开始有人陆续进出楼上楼下，我也不知道楼下要开会，只是觉得人比较多，就好奇地跑到楼下去看看。茶座已经有些人在坐着聊天，不用说，我一个也不认识。我也没有看到有什么会标之类的，只是在窗户也可能是门上，贴着“新启蒙”几期的目录——我那时刚听人说到顾准，看到目录中有“顾准”，才记住的。

　　我被工作人员赶到了楼上，才觉得今天这里是要开会。就在楼上等着，等会议开始的时候再去蹭会、蹭听——1980年代大家好像都习惯这样做。

　　这时候，我惊喜的看到了我见过的人，金观涛和刘青峰夫妇。在前不久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的会上听过他的演讲，而且他们夫妇很特别，基本上形影不离，他们的书也很流行。

　　会议大概是七点多举行，一位年轻的女士宣布开会（后来知道，是书屋的经理于燕莎）后，就请王元化讲话，这时候会场依然乱糟糟的，我们站在外边的人听不到讲什么。

　　王元化讲完后，大概请大家讲。没有人应声，倒是又是一片叽叽喳喳，大约在冷场十几分钟后才有人发言的。

　　苏绍智发言后，有一声音洪亮的老人发言，他自己说是“胡绩伟”。他的发言印象很深。他说完了《新启蒙》后告诉大家，他也主编了一套丛书，和《新启蒙》类似，叫“民主丛书”，也快要出版了。我当时寻思，以后要买来看，所以，胡的讲话记得很清楚。

　　大约到了八点多，我们站着听会的人，被扒拉开让路，有人喊“方－励－之先生来了”。只见一个穿呢子大衣的人，在一干人簇拥下，气宇轩昂地来到会场。会场格局大变：首先跟我们一起听会的外国人都围过来，闪光灯不停地闪，其次是茶座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方励之，如雷贯耳，1980年代的学子没有不知道他的。不过，他来后，像我这样听会的人，就被更挤出来了，他说什么也不大听得清楚，只是觉得他慷慨激昂，很有份。同时，又觉得，他有些趾高气扬的，大可不必。

　　很奇怪的是，方讲完以后，整个会场都沉默了，过了一会，大概会也散了。

　　1989年6月30日，北京市市长在一个报告说：

　　今年1月28日，苏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的“都乐书屋”搞了一个所谓“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的除中国人之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100多人。方励之说，这类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现在需要行动”，“连开三次就要上街了”。

　　记得看到这个报告后，我很有些不以为然，那么个乱哄哄的会，怎么能够和动－乱联系在一起呢。

　　《新启蒙》的编辑工作主要在上海，而出版则是在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8年6月，我在湖南长沙见到李冰封老人。王元化刚去世，话题有些就是关于王元化的，自然谈到了“都乐书屋”的事情。那时，李冰封是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他和王元化的联系是李锐牵的线。他坚决支持出版这份刊物，并为此向省委主管副书记请示，得到同意。“都乐书屋”事件之后，公安部门来找李冰封，查问《新启蒙》的情况，并将已经编好的五、六期的稿子调走。

　　那场风波过后，李冰封就背上了很多罪名，诸如“背离党的出版方针，批准出版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推荐和批准出版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人物撰文和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新启蒙》”，“宣扬了一系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精英’人物制造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作舆论准备提供了阵地”，等等。李冰封说，那一段时间他和王元化交流比较多，对各自的命运都很关心，也相互支持和鼓励。

　　此后，《新启蒙》停办，王元化又开始办《学术集林》。而“都乐书屋”，也可能因此关门了。反正后来听不到有关它的消息了。

　　来源：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