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中国式极权主义与中国式平庸恶

　　中国极权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所有极权主义都带有信仰的性质或维度（表现为“教义”），但德国极权主义相对而言有较强的理想色彩，至少大大超过中国。中国极权主义特别缺少信仰的纯粹性、坚定性、一贯性和不妥协性，也就是说，不是因为极权主义的教义（革命理论）本身以其逻辑力量或道义力量俘获了大众，而是大众的实用主义生存智慧使他们对这种教义——即使自己并不理解或认同——采用了投机的态度：不管这种教义是什么，不管我是否信，是否理解，只要对我有利我就信或装信，不信也信；对我不利就不信，信也不信。

　　这点有助于戳穿“红卫兵造反派”是理想主义者的神话。

　　《血色黄昏》中有大量例子写到了林胡身边的战友和老同学对自己的态度，是如何取决于自己有没有“反革命”的标签，至于到底林胡是不是“反革命”，或到底什么叫“反革命”，却没有人关心和认真思考过。人们对于什么“革命”“共产主义”“阶级斗争”之类教义从来就是不曾认真对待过。林胡在戴上“反革命”帽子时人人避之唯恐不及，视之为洪水猛兽，疏远之，出卖之，揭发之，而其原因和动机都是非常实用功利的，因为谁接近林胡谁就是“敌我不分”“丧失阶级立场”（第223页），就要倒大霉。大傻就是因为林胡被打成反革命后还称他为“哥儿们”而被开会批斗。赶车人老常的老婆拒绝给林胡补裤子的理由是“实在是给整怕了哦”（第224页）。他们对于“革命”“反革命”不能或懒得进行认真思考，而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你今天是“反革命”，我就疏远、揭发、批判你，即使我知道你是好人，你是被冤枉的；你明天不是“反革命”了，我就接近你，和你友好，虽然我知道你还是原来的你。所以，一旦林胡摘掉“反革命”帽子或者有摘掉迹象的时候（兵团对他的“反革命问题”进行复查），同样是他们，根本没有认真思考林胡为什么不是“反革命”了，就开始接近乃至亲近他。这一切完全取决于利益考量：怎么做对自己有利就怎么做，与所谓“革命事业”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还有一个戏剧性的例子：在兵团召开的批斗林胡的大会上，知青们表现得群情激奋：喊口号的男女知青们“青筋暴起，嗓子嘶哑，拼劲全力地喊”，他们一个个“目露凶光，真有一股同仇敌忾的劲”，“好像我杀了她的父亲。”（第205页）这些人就是所谓“群众”，他们完全不思考“反革命分子”“反革命”是什么意思，他们的最大特点是随大流，人云亦云，一旦林胡获得平反，他们会立即彻底转变态度。这种所谓的“刻苦仇恨”根本就是装的。小说还写到，离团部越近的连队批斗林胡时批得越厉害，离得越远越是轻描淡写。十一连的批斗因为连部离团部八十公里，因此：“虽是批斗，到连部后，却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要茶有茶……..食堂的知青大师傅还给我们饱餐了一顿有肉块儿的面条。批斗会就和聊天会一样轻松，没有一点敌对气氛。”（第210页）。其实两边参加批斗的人的政治觉悟、政治素质、道德水平都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他们都是同样的人，差别完全在于利益：距离团部越近的就越不敢担责任，批斗会不认真就会被团部发现。

　　可见，林胡身边的人对林胡的态度既不是出于纯粹的信念（真诚信仰“阶级斗争”学说），也不是出于独立思考，而完全出于利己（就其利己目的而言，他们的选择并不是盲目的，但在信仰意义上是盲目的）。这大概就是中国式的“平庸恶”。

　　阿伦特关于“平庸恶”的观点告诉我们：做极端恶事的人不是和我们完全不同的、极个别的、不可理喻不可解释的“恶魔”，而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平常人，他们的特点不过是平庸，即不能独立思考（没有思考能力），随大流或愚忠地执行上级指示。但是阿伦特没有论及的一个问题是：还有一种平庸恶是实用主义的平庸恶，除了不能思考、不能分辨是非善恶，人们做恶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做违心事，不敢、不想（而不是不会、不能）坚持独立思考，坚持真理。即使会独立思考，由于不敢坚持，由于实用和投机，也会放弃真理（当然，一般而言，不能独立思考和不敢、不想坚持独立思考是结合或纠缠在一起的，是相互强化的：越是有利己之心，就越不能深入思考，因为思考会使自己难堪：不知道自己在做恶和犯错总比知道要心安理得一些）。

　　这种实用主义平庸恶的最大特点，在于加入了中国式的投机和犬儒。雷夏原来是林胡的中学同学、好友，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揭发林胡，彻底断绝关系。他后来对自己的行为有这样的解释：“咱这出身没靠，团里让我揭发个人，我如果不揭发，自己就得进去。你说我怎么办？”“我只有说瞎话，耍两面派，才能借调到团机关，才能入团，办困退。林彪说不说假话办不成事太对了。”（第530页）这不仅是不能思考的平庸（雷夏的这番话说明他很会思考，看得很明白），而是不能坚持言行一致、把自己的独立思考付诸行动的平庸和犬儒。

　　相对而言，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大概不会这么实用主义地、无原则是对待“敌人”：你到底是不是犹太人无所谓，你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关键是怎么对我有利。中国极权主义的重要基础大概就是中国人的这种实用主义态度，不但对别人的生命不当回事，而且对自己的信念也不当回事。

　　当然，这种犬儒化和投机化说到底是极权环境造就的。在兵团解散前夕，终于悟出了生存真理的金刚，劝说林胡不要以自己经历为原型写什么小说，他说：“老鬼，算了吧。我们应该学会忍耐，学会跟领导处理好关系。过去我们为什么受压？吃亏就在没有弹性，太书生气。”“跟领导搞好关系不叫溜须，这是生存的本领。不过你硬要说那是溜须也没法子，那就得溜。……今后，我就打算这样干了。”（479）金刚不但学会了犬儒和投机，而且把它提升为“生存智慧”，而这一切都是极权主义的环境教会他的。其实，我们今天批判的犬儒主义、投机主义，在那个极权主义时代就已经开始蔓延了。从这个角度看，对反革命分子“人人喊打”，和哈维尔描述的后极权时期意识形态的运作本质是一致的：表演化和装饰化，一切从现实利益出发。中国的极权主义和东欧的后极权主义本质上有一致性。

　　就是本书作者自己也是如此。首先，林胡听了金刚的这一番高论后，“我想回他几句，但心里又发虚，他的话太一针见血了。”所谓“一针见血”绝不是合乎林胡心目中的价值真理，而是合乎事实！林胡之所以“心虚”，是因为他自己也陷入了事实“真理”的泥淖：他无法站在事实之上，站在超越事实的价值高度（超越事实不是无视事实）为不合乎事实的价值真理辩护，更因为林胡承认自己也是投机分子，耍两面派，“也在暗暗使劲往上爬。”（第482页）但是作者对此没有理性上的深入反思，只是说自己耍两面派、玩鬼点子是“环境造成的”，或者一个劲地进行自我的道德谴责：“我们被愚弄得像狗一样乱咬人，挥舞着阶级斗争的棒子，发着少年狂，踩着别人往上爬，我们真丑陋啊。”（第539页）

　　从这里还可以发现中国式极权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敌我”划定的随意性：“革命”和“反革命”经常相互转化。

　　看林胡的一段话：“政治问题的可怕还在于，它不像刑事问题有一个衡量罪行大小的客观尺度，它完全随领导人的好恶沉浮而变化。文革前，反刘少奇就是反革命，要杀头；文革后，反刘少奇就成了英雄，被人四处邀请去做报告。而且政治问题还有无限的伸缩性，如想整你，你喊毛主席万岁，也可以说你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政治上整一个人太容易了，连一个小麻雀都能被打成反革命，全国共诛之，何况一个大活人？”（第165页）

　　阿伦特曾经说：极权主义的法则就是永远的运动法则，依据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历史必须通过无休止的斗争发展下去，为此它必须制造自己要消灭的“敌人”（至于这个“敌人”到底是谁次要的）。阿伦特写到：“根据历史法则，一定会犯某些罪，而通晓历史法则的党必须惩罚之。为了制造这些罪行，党需要罪犯；也许有这样的情况：党虽然知道罪行，但是却不十分清楚谁是罪犯；比清楚地知道谁是罪犯更重要的是惩治罪行，因为倘若没有这些惩罚，历史就不会进步，甚至还可能在其过程中倒退。所以，你要么是已经犯了罪，要么已经响应党的号召去扮演罪犯的角色——无论是哪种情况，你都在客观上变成了党的敌人。如果你不坦白，你就不再通过党推动历史前进，就变成了真正的敌人。”

　　但相对而言，在德国纳粹那里，这个“敌人”是有客观标准的，犹太人是一个人种的界定，带有生物学、物理学的准确性，不是任意划定的。但在中国，敌我、革命反革命实际上没有客观标准，而是随着革命形势、人际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特别是它常常取决于“领导”的态度，是非常主观随意的。在毛泽东的“谁是我们的人民，谁是我们的敌人”的著名论断中，革命和反革命的相对性就已经确立，而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这点被反复证明（比如单位领导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

　　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文革”时期的“反革命”、“阶级敌人”、“五类分子”也不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在实际的运动中更没有人看重这些概念符号本身。人们看重的是它和自己的实际生活的关系，和自己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政治前途的关系。

　　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