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艺术家如何上位?

图为2012届“千里之行”画册局部

“这两年学生毕业作品的特点是材料运用的丰富性，他们更开放，更注重自我个性的表达。”这是央美副院长徐冰对90后毕业生作品的评价。

今年是中央美术学院“千里之行——优秀毕业生作品展”的第五年。五年前，“千里之行”仅仅是央美学生的毕业作品展，今天，它已涵盖几大美院，并开始与海外艺术机构、艺术院校合作，将学生的作品推向更大的平台。

“我们要让学生作品更好地与社会流通，让更多人关注到当代青年艺术家的创作状况和生存困惑，帮助他们将艺术创作与市场对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唐斌说。

“千里之行”毕业生作品展是央美美术馆新馆建成后策划的第一个展览项目，徐冰不认为毕业作品展只是流于形式：“我们用最标准的策展流程运作学生毕业展，学生的画册和作品就是他们的名片。我们也把他们的作品带到国外去，帮他们争取更多接触艺术品收藏机构和画廊的机会。”徐冰觉得，刚走出校门的青年艺术家处在艺术创作和心理状态的敏感期，任何差池都能影响他们的艺术生命，学校应该尽可能为他们提供庇护。

在艺术圈内，75后艺术家被称作青年艺术家，按这种定义法，刚毕业的90后学生简直是襁褓里的婴儿。

艺术市场趋于理性，留给青年艺术家的机会更少。

2006年、2007年是青年艺术家的春天，许多画廊会在毕业展上当场签约艺术家，当代艺术的狂热收藏者恨不得抱着钞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现在艺术市场趋于理性，留给青年艺术家的机会就更少，今天的大环境和我们刚进美院时没法比。”央美2013届毕业生曹雨西说。

刚走出校门的青年艺术家面对的首先是生存问题。最名利双收的谋生手段是做项目，“我们是最没有话语权的，不可能接到什么大项目。分到我们手里的活儿经了好几手，几百上千万的大项目给到我们头上，也就剩几千块”，曹雨西觉得他们这群人是艺术市场生物链的最后一级。

来钱最快的是去艺考班教课。“美院的学生很容易找到这样的活儿，这也是油画、版画类纯艺术毕业生最便捷的赚钱手段。”央美2012届本科毕业生赵伟伟说。多数有艺术理想的青年艺术家都希望以这种方式先“捞”些钱，再静下心来搞艺术，但结果往往是，钱就这样一直赚下去，艺术再也提不起来了。更可怕的是，日复一日的应试教学会消磨青年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很多人就这样废掉了”，曹雨西认识很多“废掉”的有天分的学长。

还有一些年轻人，一毕业就钻进郊区的出租房里闭门搞创作。“半年专心创作，半年赚钱谋生是他们维系自己艺术生命的方式。”曹雨西说。

无论以何种方式维持生计，他们的目地只有一个——跻身主流艺术圈。签约画廊、进拍卖行、参加双年展是通向艺术市场核心地带的捷径，但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更多的时候还要靠“关系”。

在中国，肯把钱用来资助青年艺术家创作的机构非常有限，资本市场偶尔介入，态度上盛气凌人，压缩艺术家创作空间。一些通过艺术创作捞到第一桶金的艺术家前辈也极少反哺艺术，青年艺术家常常孤立无援。

比打磨作品更重要的是，等待机会。

“我们能得到的最直接的帮助来自学校。学校的展览和比赛，还有各自导师的资源。”曹雨西说。这五年来，很多央美毕业生通过“千里之行”和学校的其他展览被画廊和艺术机构看中，谋得相对体面的出路。“一位摄影系师兄的作品在央美的日本展览中被买走，现在已经有画廊资助他的摄影项目，在创作上他不再为钱发愁。”提起这位师兄，赵伟伟很是羡慕。

一部分人选择读研究生、读博士，尽可能延长自己的在校时间，比打磨作品更重要的是，等待机会。

对于公共艺术专业的曹雨西来说，资金也是他将灵感转化为艺术品的最大障碍：“现在的艺术创作已经进入综合材料时代，公共艺术作品造价少则几十万，多则上千万，这根本不是一个毕业生能承受的。”曹雨西曾带着创意找到世贸天阶的负责机构，想帮他们把单纯发短信上大屏幕的互动形式变得好玩点，“人家一听你是毕业生，理都不理。”

让曹雨西高兴的是，他的公共艺术创意终于有机会变为真正的艺术品：他很有可能参与今年的“千里之行”延伸项目——《践行》艺术计划。这是央美召集九大美院共同参与的一个艺术社区项目。深圳“水湾1979”艺术社区项目希望与青年艺术家合作，在蛇口旧城改造过程中打造一个全方位的公共艺术社区。深圳诚品地产总经理罗雷被认为是国内“艺术地产”的先行者，他曾经改造过外滩美术馆，并与贾樟柯、谭盾等人合作过。

他希望借力青年艺术家，推广自己的都市美学理念：“青年艺术家的创作和思路可能更接近未来的年轻消费群体，也许他们的介入能让枯燥乏味的公共艺术丰富起来，我希望可以挖掘这种可能性。”

“借用这个地产项目，为学生的艺术想法提供一个实施的平台，他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尊重自然，尊重艺术，摸索与甲方的合作方式，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作为“千里之行”的总召集人，徐冰希望通过这样的合作方式探索青年艺术家的新出路。

从“千里之行” 到“践行”，从美术馆到公共艺术，央美希望在学生走向社会、走向艺术市场的路上把他们送得更远。

专访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 徐冰

帮青年艺术家度过毕业敏感期

《新周刊》：为什么会策划“千里之行——优秀毕业生作品展”这个项目？

徐冰：现在的艺术圈比较热衷于追逐成名艺术家，慢慢的我开始觉得他们的作品没那么有意思了。很多真正有意思的东西在未成名的年轻艺术家作品里，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甚至年轻艺术家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我希望把这些有意思的东西呈现出来。

《新周刊》：青年艺术家在这个展览中能得到什么切实的帮助？

徐冰：第三届“千里之行”，我们做了一个调查，想知道前两届展览对他们的帮助有多大。调查得到了很好的反馈，参加展览的毕业生中有些借此得到了到国外继续深造的机会，参加双年展的机会，还有些人获得了基金的支持和画廊的追踪。

《新周刊》：刚刚走出校园的青年艺术家会面对哪些困境？

徐冰：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困惑恐怕就是如何融入社会，个人和作品如何获得市场的认可。刚走出校园的这几年是艺术家要面对最多挑战的时期，不管在学校的成绩如何出色，是一个多么有天赋的艺术家，他都要面对市场和社会。这个时候的艺术家是很敏感的，任何一个坏的影响都可能让他从此一蹶不振。他需要更多的机会，我们希望通过“千里之行”为年轻艺术家提供一个后续发展的平台。

《新周刊》：今年是“千里之行”的第五年，毕业生以90后为主，他们的作品和以往比有什么特点？

徐冰：这几年的毕业生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材料运用的综合化，以及表达的自由。有些学生的作品很宏大，也有些学生的作品很精美。现在的学生喜欢用他们特有的方式介入生活。

《新周刊》：今年的“千里之行”增加了与深圳“水湾1979”艺术社区项目的合作，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徐冰：这个“千里之行《践行》艺术计划”是“千里之行”的一个衍生项目，由中央美院牵头，九大美院一起，与深圳“水湾1979项目”合作，做一些社区艺术空间的尝试。我们希望能给年轻艺术家在创作敏感期提供一个实施艺术想法的平台，双方的诉求虽然不同，但有交叉点，有机会实现双赢。

《新周刊》：这个项目对青年艺术家的艺术类别没有限制？

徐冰：今天这个时代，艺术被稀释在各个领域中，创作本身有碎片化和模糊化的趋势。艺术家的创作必须参与到生活中来。有些创作，只要它有实用性、创造性，并且对社会有益处，我们管不管它叫艺术都没有关系。

《新周刊》：艺术走出美术馆和画廊是不是它未来发展的趋势？

徐冰：美术馆是西方的概念，中国古代没有美术馆，中国有壁画、园林、卷轴画，我们看艺术的方式更人性化，也更生态化。我们要做的公共艺术虽然以当代艺术的形式存在，但它核心的理念是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有非常内在的关系。艺术在美术馆之外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采访/宋诗婷）

专访都市美学理念倡导者 罗雷

借助市场的力量引导公共艺术的发生

《新周刊》：把房地产与艺术相结合是你一直坚持的品牌定位吗？

罗雷：传统的营销手段在一个人文素质越来越高的消费群体面前会逐渐失去号召力，艺术和人文的方式能够更好建立客户和产品之间的联系。既然都是营销，我希望在帮助项目的同时，能对城市和社会的进步有所贡献。

《新周刊》：“水湾1979”从一开始就把艺术纳入项目的整体规划，这有什么优势？

罗雷：这是一个新的尝试，我希望未来所有的项目前期规划中都把公共艺术考虑在内。目前，中国开发商做的很多东西和这个时代在匹配度上有一定落差，它们恰好表达了中国人在审美价值方面的缺失。总有人要走出第一步，我希望朝着城市美学的方向走一走。

《新周刊》：这种公共艺术的体系在国内外完善吗？

罗雷：其实在国外有整体规划的公共艺术社区也不是很多，只能说他们有一套相对完善的运作系统，以市场的推动为主。现在看来，国内外运作的不成熟是一件好事，说明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如果国内有开放商和社会资源愿意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说不定可以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

《新周刊》：在公共艺术的推广中，会不会遭遇艺术与民众审美上的鸿沟？

罗雷：如果因为觉得普通人无法欣赏公共艺术，就让公共艺术去回避普通人，那我们永远处在一个恶性循环中。我们可以打破这种循环，以一种恰当的姿态去展示公共艺术，这会为全民的美育教育提供一个很好的示范。

《新周刊》：房地产项目的本质还是盈利，艺术空间营造上的成本付出是否能够得到很好的性价比？

罗雷：如果我把钱投资在公共艺术上，就也要把钱投资在房地产的硬性宣传上，通常的做法是，地产商花200万在项目一公里以外立一个户外广告牌。与其这样，我不如把心思花在产品上，吸引媒体和公众的主动关注。对于一个10亿、20亿的项目，这点钱我不觉得是浪费，更不会成为负担。

《新周刊》：你希望入选这次“千里之行《践行》艺术计划”的青年艺术家在哪个阶段参与到“水湾1979”这个项目中来？

罗雷：我希望他们可以尽早融入，参与得越早，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平台和空间就越大。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能够从一开始就与青年艺术家进行沟通，达成共识。我们聘请了以美术院校老师为主的专家委员会，他们会遵循理性和科学的操作方式，把控整体的艺术走向，提炼出一些核心理念和关注点，这些关注点会成为未来艺术家创作的基础。

《新周刊》：以前是否和青年艺术家合作过，对他们有怎样的期待和顾虑？

罗雷：这样大规模的合作是没有过的。刚走出校门的青年艺术家处在一个特别有活力的阶段，有新鲜的想法，急于向外界表现自己，也许这是一个能够引导他们进行创作的好机会。难度在于，中国的公共艺术本身不够成熟，青年艺术家的创作思维和对空间的把控可能也不够成熟。我们要想办法告诉他们作为地产项目的公共艺术应该关注什么、考虑什么，监督他们对材料和空间的把控，营造一个和谐的整体氛围。

（来源：i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