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对本真性的重构

　　李科林

　　《快活谷之书》(BiblefromHap－pyValey)是香港艺术家麦显扬1991年创作的一件作品。作品中的马并没有比寻常展览中的马更吸引人的目光，它平静而稳当地站立在那里，但其短小而优美的四肢、昂扬而有神采的头部又给人们一种期待，想象着它迈步前行、风驰电掣的矫健之态。这一期待又被马背上的书所困扰着。翻开的书页原本可以形成一对翅膀，而此时朝下的书页却凭空增添了沉重感。在香港，对于喜欢赌马的人而言，“跑马地”就是快活谷/HappyValey。想要在下注时胜算大，那么就有必要认真研究参与比赛的各马匹的情况，尤其是其所获得过的战绩。这些必不可少的信息都记录在“马经”中。之所以唤之为“经”而非“书”，主要是因为“书”和“输”谐音，犯了赌事的忌讳。而当“马经”被译为英文时，则成了Bible/圣经。所以虽然名为《快活谷之书》，但事实上并非真的快意生活之谷，亦非神圣的经典。而使得作品获得意义的原因在于创作者对于香港本土生活的观照。

　　艺术体现的是一种对本土生活的关怀。艺术之所以为艺术，正在于其与生活之间的距离。艺术的这种本性在康德笔下被解释为“美的非功利性”，在海德格尔的观察中被表达为“艺术作品和工具之间的不同”，在朱光潜的体系中又可被阐明为“心理距离”以及“审美直观”。虽然每一位哲学家对于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距离定义不同，但无疑都在指明艺术为我们超越自我提供了直接的途径。更为具体地说，艺术中断了实践中的因果链条，模糊了日常语言中的明确性。再以麦显扬的作品为例，在这件《快活谷之书》中，画家借用了“马经”和“跑马地”这些语言表达的不可翻译性，使得惯常所言的 “圣经/Bible”以及“快活谷/happyvaley”在此作品中的意义指向发生了偏移。从形象方面来看，虽然“马”和“书”都是常见之物，但被置放在一起的两者都必然发生相对的形变。书的相对形象被放大，而马的相对尺寸必然被缩小，以便马可以驮得住打开的书本。书页下垂，其沉重感并不是由于书本作为圣经的神圣性，而恰恰是其作为马经本身的世俗性。当马匹和马经从赛马场离开，它们就不再是关涉赌局盈亏的手段，它们应当成为马本身以及书本身，等待着奔跑和阅读。只有当马开始跑，书开始被翻开的时候，马和书之间的关联性才显现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一看似不合理的形象之所以能够稳当地站立起来，其基础并不是惯常话语中的“马”和“书”，而应当是经过阐释的“赛马”和“马经”。

　　艺术呈现出的意义和情感往往较为模糊和复杂。再以麦显扬的作品为例，除了《快活谷之书》，他还多次使用到书的元素。比如在《书迷》(一)中，我们就看到一个投身于书中的读者形象。书在日常语境中通常意味着“知识的海洋”、“人类进步的阶梯”，但是在这件作品中，我们却看到完全沉浸在书中以至于不见其本来面孔的形象。也许是书成为了人的隐匿之所，借着书中虚幻的世界，人从现实之中逃逸出去；在这件作品中，打开的书本还像是一件斗篷，人将真实的想法隐藏在书下，借着书的保护而生存；又或是这件斗篷本应当是双翅膀，人借着知识的力量得以翱翔，但却因为知识的沉重而栽倒下来。就像《快活谷之书》一样，书因为承受了生存的希望而变得沉重无比。如此种种对于知识和生命关系的理解，都受启于雕塑形象对于观者的感性触动。视觉下的可见性并没有延伸至清晰的意义指向，而是以多种可能性模糊着习以为常的方向性。艺术作品尤其是当代艺术作品所呈现出的这种模糊性中断了惯常的思维逻辑，给理解带来了困难，在观众面前成为了问题。这也就是为何很多人抱怨当代艺术晦涩难懂的重要原因。这种模糊性在一方面是“无意义”的，因为任何既定的思维模式都不适应于此处；而在另一方面，却在酝酿着“新的意义”、“新的思考的可能性”。这也是很多后结构主义的哲学家所强调的艺术构造的模糊地带。

　　所谓模糊，并不是指艺术形象的含混不清。模糊是对于经验原初性的回溯，是对于生命本真性的重构，生命的本真性源于个体在世界之中的遭遇。这种遭遇首先是以身体经验为开始，即作用在身体之上乃至心灵之上的各种力量、影响。而这些体验的个体性在意见舆论的喧嚣中往往被消解或者被替代。这正是艺术介入生活的角度。

　　这种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生活艺术化”。以艺术化的态度看待生活，固然也拉开了主体与其生活世界的距离，但并不能因此就为主体敞开反思的空间，反而使主体在物的包围中更深地沉溺下去。所以，对于艺术形式的欣赏不能止步于自我陶醉之中而忽视了作品的内涵，还要看到艺术作品所构造的多重维度。

　　(本文系北京青年英才项目 “论中西艺术交流中他者的价值”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