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书法的命运与中国文化的兴衰

自叙帖（局部） 怀素

祭侄文稿 颜真卿

寒食帖（局部） 苏轼

　　曾来德

　　学习书法，可以提升国民的素质；写好书法，可以写出中华民族的审美。一部书法史和一部文化历史共衰共荣，历数千年而不变。书法兴则国运兴、文运兴……

　　这个题目有点大，不太好做文章。

　　我们可以说，汉字书法的命运与中国文化的兴衰有一定关系；也可以说，二者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中国文化的内涵是无限丰富的，从诗书到礼乐，从伦理到政治，甚至建筑、园林、医药、兵法、祭祀、巫祝，无所不包。书法当然也在其中，但从历史上看，它并非独立的艺术门类。将其作为一门艺术来看待，是相当晚近的事，是近代艺术观念自觉以后的结果。一方面，古人的书写，包括那些创造了艺术顶峰的巨匠们的伟大作品，都不是为了“书法艺术”的创作，而是和对于“内容”的表达密切相关。书法在过去的大多数时间里，基本上都停留在“用”的层面。尽管在印刷术出现以前，书法可能承载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些方面，包括从物质到精神，从心理到哲学。

　　另一方面，正是书法的这种“用”的价值，这种无所不包的承载功能，使其在中国历经千年而不衰，成为一种蕴含深厚人文信息和精神力量的独特审美样式，其无限深邃、奥妙、复杂的世界，反过来看就是一切中国艺术基本特征的绝好体现，甚至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具有崇高的文化地位。从古至今，汉字书法在中国精神文化的保存、传播和发扬光大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无可替代。从地理上看，幅员辽阔的中华文明圈，方言隔膜，习俗迥异，却由于“书同文”而相识相知、同心同理。反观世界上那些没有书写传统的古老文明，文字几乎已经无人识得，导致了他们的文明中断。而就中国的文化和文明而言，它的继往开来，它的生生不息，它的发扬光大，在某种程度上仍有赖于书法艺术的传承。

快雪时晴帖 王羲之

　　今天我们遇到了机器时代和工业文明，包括数字化、电脑书写，遇到了看上去高效强大但缺少生机的物质文化、城市文化。这使我们觉得哪里都好，但又似乎哪里都不对劲。我们穿梭旅行，住同样的公寓和酒店，进出同样的航站楼，吃一样的快餐，人人都看即时发布的电影和新书，再过些年，我们还可能会讲同样的美式英语……我们成为一种没有什么心智也可以活得不错的“工具人”，脑子里只有一种工具理性。这是当今文明正在努力塑造并渴望出现的世界，一个新型“乌托邦”。如果地球上现有的战乱、饥饿和贫困真的被消除了，那么我们这个文明的目标就达到了，这个文明也就圆满自洽了，黑格尔很早以前所说的“历史目的”，又或者是福山20年前所说的“历史终结”，就都见分晓了。想想这样的“历史”的底牌，我们接下来该当如何作为？

　　当代文化或文明的这种趋势，实际上是非常令人忧虑的。自生民以来，自文化以来，自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以来，我们引以为傲的，难道仅仅是更加舒服地活着？像一个安安全全待在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吃睡无虞，然后生老病死？恐怕不是！人类生而与艺术相伴，就是因为有不断塑造自身、提升自我的内在需求，人通过驾驭各种艺术形式而不断求索的是丰富的心灵、高洁的品德和广博的精神。

　　所以，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文化的兴衰问题，我们今天要考虑的是整个地球文明的走向及意涵问题。

　　文化的日益趋同，艺术作品的同质化，技术和资本的疯狂再造能力，正让我们越来越感受到自我的软弱和破碎，甚至自我的再度解体。今天的两种主宰性力量——市场和媒体，正在瓦解我们作为万物之灵的意义感和存在感。我们存在，但仿佛并不存在；我们劳碌，但不再有幸福感。接下来，我们后人的精神和意识形态会不会是一种机械复制，只剩下一种芯片般、模块化的心灵和人格呢？实在难说。这就是“命运”一词会让我们时常有所醒悟并且感到焦虑的原因吧。在此，我只能从书法的角度来谈一谈。

祭祀狩猎涂朱牛骨正面拓片局部

　　书法凝聚中国文化精神

　　经常有人说，书法是中国艺术的核心，是核心的核心。这样说对不对呢？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一近乎完美的艺术形式逾千年而活力不衰，它所具有的精神引领和指导作用，早已体现在了它伟大传统性当中，无论从其哲理的深刻、审美的丰饶，还是人文精神的厚重来看，它都表征着中国古老文化的博大精深，是一种不可磨灭的伟大符号和标记。通观中国历史，书法在化育民族精神、培养道德人格和铸造文明品格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上古时代先贤们所有的重要智慧，中古时代的全部经典，近古以来艺术家的奇境创造，绝大部分是通过书法形式才得以保存到今天的。在中国人痴迷书法、热爱书法的无数个理由中，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栖息于书法这一独特形式中，可能是最重要的理由。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表明，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有着伟大书写历史的民族，我们的历史也是一部书写的历史。

玄秘塔碑（局部） 柳公权

　　书法从根本上，通俗一点说就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习惯。由浅入深，从笔墨的体验，到诗意的人生境界，再到宇宙精神，书法带给我们的生命体验是无限丰富的。以历代诗文为例，在我们这个古老的诗的国度，诗歌可谓一切艺术的灵魂，而最早的诗歌，往往都以书法为载体，书写让诗文的艺术境界和人生境界得以体现和提高。相应地，对诗的内容和境界的领略，也要在对书法的鉴赏中才能更好地实现——我们今天所说的“阅读”，是后来的事情。所以，诗、书结合，书、文一体的艺术思维方式，很早就是中国古代文人的自觉追求和基本素养。苏东坡说过，“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溢而为书”，这并不是对书法的贬低，而是充分的尊重。诗言志，书亦言志。书家爱写诗，是因为其内心有诗意；反过来看，诗的节奏和韵律、情思和境界、人生感悟和宇宙精神，也导致书家笔墨、体式、书写节奏的变化，并最终体现为书法的高妙境界。所以人们会说，诗不同，书亦不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古代书法家所书写的诗文内容，一般都是自己创造而非别人的作品，他们本身就是出色的诗人和文学家。所以，“兼文墨”历来都被公认为是中国书法家艺术造诣的一种体现。从王羲之、欧阳询、张旭、怀素到苏轼、黄庭坚，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大书法家，每一位也都是优秀的诗人、文学家、学问家，少有例外。无论《自叙帖》中本身的文采，还是《兰亭序》中的精神气质，其实都不单纯是书法功力和技巧的问题，而是与书法家的精神境界、文化品格、生命情怀紧密相连的。所以说，书法的昌盛是与文化的昌盛相联系的，书法承载文化的创造，文化确保书法的绵延，二者相辅相成。

九成宫醴泉铭（局部） 唐代 欧阳询

　　书写是一种独特生活方式

　　春秋以降，中国士人(或我们今天称之为知识分子的群体)是中国文化得以传承的主要力量。中国士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体现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是深厚的济世情怀。这种从个人到天下的修为次第，又决定了任何一个卑微的奉献者都只能从他手中的毛笔开始。把字写好，主动接受中国式审美是求道的第一步。正是在这种成就了士人独特地位的书写历程，让我们看到了汉字书法的重要地位，这是非常有趣也值得深思的，它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可资镜鉴。

　　其一，从士人不同的人生道路来观察。所谓书与文，既指书法与文字，也指书法与文学、学问。因而，可以说书法是有准入门槛的。中国古代文人，自幼童起，就是既学书写，又学诗文。书法是文人的基本素养，诗文才能带动了书法艺术境界的升华。可以说，在古代正是书法和文人的结合，才形成了书法的艺术化。所谓文人，不是说是为了成为一个文人，按照儒家的“修齐治平”，指明了人生路线，其意义所饱含的家国之梦、天下情怀，是要由个体的文化素质、精神品格来保证的，文品和人品密切相关，最终是人品决定了一个人可否成为栋梁之材。我们看历史上的文人，春风得意者毕竟是少数，失意、不得志者却大有人在。那些时运不佳、怀才不遇，却能通过书法艺术归于达观的文人，比比皆是。这两种人生虽有着完全不同的生命体验、命运归宿，却都能通过书法找到自我，成就艺术。这是不是书法艺术的奇妙之处？大家都知道像李斯、蔡邕、虞世南这样的官员，像米芾这样的平生不得意者，还有不齿于世间名利的和尚怀素，都能从一种独特的方面呈现出诗才与书法的巨大成就。这类例子让我们看到，在中国，书法艺术与人生的“进”“退”关系很大，似乎完全具有超越其他生命体验方式——如宗教的救赎功用。所以，当年蔡元培先生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其实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和他对我们历史文化的透彻理解有关。还有一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两家，与书法的关系也很值得观察。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中国书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观念上看，一个讲求“用”，一个讲求“无用”；从审美来看，一个强调良善和仁义，一个主张归真和无为。就艺术的纯粹性而言，道家的境界无疑更高，让我们看到一种自由无羁的精神境界，看到一种无功利性的艺术品质。但是，从社会人伦的化育、道德风教的传播等事实来看，书法的神奇作用又是无处不在的。所以，儒、道两家的观念，在书法美学中都有深厚的体现，如宁静、中和、节制、气韵、气象等等。

　　其二，从书法家个体的内在素养来观察。中国书法历来讲书品与人品的统一，而且更注重以人品论书品。历史上的书法经典，都是人品修养和文化修养相交融的结果，我们都熟知“书道即人道”的说法，结合书家的品格节操评判其艺术成就，在中国是人所共知的标准。极端的例子是岳飞和秦桧。岳飞据说有真迹流传于世，像《吊古战场文》之类，其实很难考证，但我们愿意认可，就是因为其书法背后的人格。秦桧的字也不一般，据说我们使用的宋体，就是出自他的书体，但叫做宋体而不是秦体。历史上其他一些人的书体却以人命名，比如颜真卿和“颜体”、柳公权和“柳体”，原因就在于我们有一个书道与人格并重的评价标准。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历代社会精英的培育和文化的传承也与此有关，这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个古老特质。

篆书论书轴 清代 何绍基

　　其三，书法可以颐养身心，让人延年益寿。历代书家长寿者众，如欧阳询85岁，虞世南89岁，杨凝式82岁，贺知章86岁，柳公权88岁，陆游86岁，文徵明90岁，黄宗羲86岁，董其昌82岁，傅山86岁，朱耷82岁，刘墉86岁，吴昌硕84岁，齐白石95岁，于右任87岁，章士钊92岁，沈尹默89岁，刘海粟99岁，张宗祥84岁，郭沫若90岁，沙孟海94岁，林散之92岁，孙墨佛100岁，舒同93岁，苏局仙110岁，董寿平94岁，赵朴初93岁，启功94岁等等。而一项更有意思的统计，是我国历代能查出生卒年代的皇帝共209人，其中年龄超过80岁的仅4人，他们是梁武帝萧衍86岁，唐代女皇武则天82岁，宋高宗赵构81岁，清乾隆89岁，而这四位皇帝都雅好书法，并且有经典之作传世。书法乃最好的养生之道，可谓不虚。

　　今日社会，正如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所谓修身，首要养其心。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已渐被物所累，过分追求视听享受、美食美味刺激，人之眼、耳、鼻、舌、身、意，感触已很迟钝。我们常常是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人之快乐感幸福感大不如前，何也？正是我们的心已不纯净，太躁动，太多的欲望已让我们逐渐丧失了一颗平静纯粹的心。而学习书法，可以养性、养心，让我们找回逐渐迷失的本心。书法作品要臻至高格调，就必须有一颗赤子之心。由此书法可以养心，涤烦襟、破孤闷、释燥心、迎静气，让人之身心获得平和舒缓，愉快健康。

峄山碑（局部） 秦代 李斯

　　虞世南云：“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正，书则欹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欹，满则覆，中则正。正则冲和之谓也，然字虽有质，迹本无为，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达性通变，其常不主。故知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也。”书法之道，首在养气，气和方契于妙，一味蛮干、力求都有悖于学书之道。书法家在书写过程中，为了创作一幅佳作，必绝虑凝神，屏住呼吸，让气归于自然，随线条节律而变化。一幅优秀书法之作，犹如优美的旋律，气息也得以舒畅，像在完成一种气的运动，其实就是在做气功，或谓艺术气功，让脑、体合一，通过自身意念、呼吸和姿势，实现人体精、气、神的自我调节和完善，从而达到休养身心之功效。

　　从汉字书法的上述特点和“命运”轨迹来看，书法与中国文化的兴衰问题其实也就基本清楚了。我们说，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它的核心实际上在于其精神价值。精神价值的失落，精神文化传统在历史长河中起伏、兴衰的情况是毫无疑问发生过的，而且还会发生。但消亡则绝无可能！这一点我坚信不疑，即便是在新的一代人都已不书写汉字或者不愿意书写汉字的情况下。这方面，笔者认为，只要我们重视书法，或者是那些重视自我教育、自我修养的中国人没有丢弃书法，我们的文明就是有希望的。因为书法的创作活动，哪怕是普通的练习活动，其实都意味着一种教育，意味着一种人文意义上的优雅生活。在全球化时代，在生活方式都愈发千篇一律的情况下，书法可以轻而易举让我们回归到自己的民族精神，保持自己的精神个性、文化骄傲和价值优越感，使得我们在一个物质化、商业化的海洋里会确保有自己的“诺亚方舟”。

刘墉书法 清代

　　中国式人文教育需重视书法

　　对中国人而言，书法艺术提供给我们的生命体验方式和人生价值诉求是多样的，这种体验方式和价值诉求最终又和我们的生命之道、宇宙之道大有关系。从根本来看，汉字书法、汉字的书写本身就是中国式人文教育的最早解决方案，也可以说是最后的解决方案。书法是对中国文化、思想以及人文价值观念的绝佳隐喻，也是一个民族精神历史的藏身之地，这么说一点也不为过。

　　先说书法之法。书法，即书写有“法”，宏观地说，是法度，是对一切传统精髓的遵循，是方法论和规律性，是中国历代书法巨匠们创造并积累起来的原理和法则。书法的“法”字，本身就有效法前人、尊重先贤之法的明确意指；具体说，书法中更是有许多狭义的方法，大致包括了笔法、结体和章法。笔法中有执笔法，像擫、押、钩、揭、抵、拒、导、送；还有运笔法，例如永字八法：点、横、竖、勾、仰横、撇、斜撇、捺。所谓结体，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间架结构”，是为了让形体各异、态势不同、笔画不等的文字，因点画的连贯穿插而呈现出生动的姿态。像欧阳询的《三十六法》、黄自元的《九十二法》等，包括了排叠、避就、顶戴、穿插、向背、相让、救应、附丽、回抱等等。而章法，我们通常称布局，指的是一篇作品的“置阵布势”。众所周知，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有关于章法的精彩论述。他把一幅书法作品比作一个战场，有将军、刀枪、阵型，讲的是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书法之“法”，对于一个重视书写的自我教育和修养的人来说，是必须遵守的东西。一个人拿起毛笔准备书写时，如果他心里想的是书法，那就意味着要向这些千古不易的方法致敬，如果对这些“法”没有敬畏之心，那就只是写字而非书法创作了。

　　在法度之内、方法之间，一个人通过不断读帖、背帖等临摹过程，通过对历代大师们作品的精研苦学，技巧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最后脱胎换骨，终得书道。这正是我们所熟知的一个中国书法家的必由之路。为达到这一步，古人往往要付出铁砚磨穿、退笔成冢的巨大代价。我想，在今天恐怕也如此。然而，正是这样近于苦行的修习，在这样一种对戒律的尊重呵护中，我们的气质会得到培育，我们的修为会得到增进，我们会渐渐地意识到伟大传统的清晰脉络，我们用书写来承载的那些浩瀚“内容”会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我们身上的历史文化的基因就会被激活。终有一天，我们会走出匠人技艺的层次而跃升到艺术表达的自由境界，最后由书及人，达致中国文化修养的高尚境界。

　　再说书法与传统文化、精神哲学的关联。如前所述，远古的书写活动，都主要在“用”的层面，书法、汉字好像只是一种载体，人们更重视书法中的诗词、文学内容，最多是将书法形式和书写内容一并看待。但我们知道，汉字这个“载体”非一般意义的载体，它具有母体的性质，它承载的是整个中国文化甚至文明的信息，包括丰富的历史传统和高级的精神哲学。更重要的是，就书法这一独特艺术的发展本身而言，它也如同其他艺术样式一样，包含了一整套中国的艺术思想。当我们长期涵泳其间，不自觉就会受到感染熏陶，可以说，中国人的人文素养、人文精神，中国人对“道”的理解，对天地正气、宇宙精神的把握，是可以从把握毛笔开始的。读历代书论即可知道，这些艺术思想、精神哲学是贯穿始终的。

　　我们会发现，书法这种看似简单的汉字笔画和线条，处处与中国的一些哲学概念有联系，比如“形”“神”“气”“韵”“理”“法”，在书法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像对字形与神采的考虑，对气韵生动的追求等。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形与神是指实体与精神的关系，哲人们探讨的是形与神如何寄寓、可否分离，神对形有无依赖，以及形与神的同一性等问题，这是我们中国思想的最幽深奥妙之处。反映在书法审美实践中，就是通过求诸“形”而寻找“神”，达到物我统一、物我如一的境界。换言之，以“神”为质，以“形”为用。“神”寄寓于“形”，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是本质性的东西，“形无神不活，神无形不存”。书法家就是要通过不断地书写去认识和感知才行。当然，古代书法家把握形神关系时，有的以形为质，以神为用，形神统一；有的以神为质，重神轻形，各有侧重，不一而足。归根结底，这是中国哲学上的形神论在书法艺术实践中的表现。再如“气韵生动”中的“气”与“韵”，这又是哲学概念。中国书法重视“气”与“韵”，是因为中国书法的审美本质更注重主体内在精神。在书法中，“气”指的是气格、气骨、气象，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在书写中主要表现在从创作冲动、章法布局到落墨整个过程，是形而上的。人们评价一幅完美的作品，认为体现出了“气韵生动”，这个“气”，指的就是精神本质，和前面所说的“神”是同一个意思。“韵”，是“风韵”“韵度”。“气”和“韵”都是内在的、精神性的。“气韵生动”是说书法家的书写，生动表现出了诗文或文字本身的“精神风韵”。我们不妨说，在书法中，“韵”既是一种审美境界，又是一种艺术方法，是中国书法审美本质所要求达到的艺术境界。它和“意”“理”一样，也是重要的美学范畴。书法艺术中的这一哲学境界和哲学高度，最终决定了书写者艺术体验、生命体验的无限丰富。

　　如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的书法是怎样关乎着中国文化的命运，而一个个体书写者的书法造诣，又是怎样关乎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中国古代，没有专业的书法家，只有文人，而文人往往是各项修养齐备的，他们一生中都在广泛涉猎，上下求索，文学、绘画、历史、哲学、天文、地理，无不精通，甚至还要文武兼备，能够治国理政。今天看，这难道不正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体现吗？所以说，当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工业文明、技术文明、消费主义和媒介的泛滥正悄然修改我们的生活目标，甚至疯狂地涂改我们的生命意义，让我们感到失意、茫然、信心低落时，我们其实可以从古老文化、从中国的伟大传统中寻求帮助。天人合一的生命精神，天下为公的价值理想，自强不息的君子风度，现在仍然具有美教化、厚人伦的巨大功效，而具体的门径和道路，我可以告诉大家，就存在于古老汉字的一笔一画当中。

　　因此，我的结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文精神的复兴，中国未来社会中坚力量和精英人群的培育，中国文化精神的世界弘扬和国际传播，都是完全可以从书法这门具体的艺术活动开始的。

　　(作者系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院委、书法篆刻院执行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教育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