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艺术家的抽象化痛苦

　　朱其

　　我在高校做讲座，与年轻艺术家讨论创作问题、接受访谈，谈到艺术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的文化症结在于逃避痛苦，80后面对的问题则是痛苦的抽象化。我的每次讲课或艺术讨论基本上是与80后、90后对话，愿意来听的人不少，但他们与20年前我做文艺青年时的最大不同，就是他们提不出什么问题。每次我讲完下面通常一片静默，即使有提问者亦多是有关市场或网络上时髦的维权政治之类，鲜有个人从人文历史本身对艺术进行思考。

　　当代艺术圈悄悄兴起了对年轻艺术家后继乏力的讨论。年轻一代在技术上越来越精致，趣味上越来越漂亮，当代艺术品越来越像奢侈品或时尚产品，但总让人觉得少了什么：精神。在创作和听课时提不出有质量的精神史视野的当下问题，可以说成为新一代的文化特征。

　　“文革”后，在思想解放的背景下，当代艺术有一条较为清晰的主题脉络：走出“红光亮”、伤痕美术、乡土主义、黄土地的“寻根”、玩世主义、消费主义批判、前卫的本土化、女性主义、底层题材、公民社会的艺术等，这些随时代变化的主题系列本身就构成当代艺术的精神问题史。

　　1990年代末以来，70后的“青春残酷”成为一种借用当代艺术形式的、没有精神史视野的自我感觉的表达，艺术放弃了其内在讨论，而关注艺术与艺术制度、艺术市场的关系。艺术在自我感觉的名义下，似乎怎么肤浅都是对的，它的价值是在制度(艺术双年展或美术馆展览的名声累积)和市场(作为商品或金融衍生产品的资本化)体系的自我实现。

　　除了面对公民社会和底层问题的纪录片等创作，当代艺术放弃了其批判性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精神解放。这并不意味着当代艺术的环境不再有批判对象及内在的精神问题，年轻一代的内心仍有着焦虑和成长期的痛苦，但这在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中看不到。理论上，艺术的深刻在于文化批判和表达痛苦，但年轻一代的艺术越来越漂亮和技术化。深层的原因在于这一代人的痛苦开始抽象化。大部分艺术青年从十几岁开始学，到美院毕业，基本上不直接接触底层社会，即使在网络上看到底层的痛苦，亦无切肤之痛。他们会因学院不公、两极分化、经济致富、就业压力等现象产生焦虑，但这种焦虑的对象来源是结构性的，对结构性的焦虑即是一种抽象化的痛苦。

　　如何表现一种结构的、间接的、抽象化的痛苦，成为这一代人的艺术症结。他们习惯将直接的本能体验作为创作资源，比如校园、超市、教室、酒吧、地铁、影院以及网络等日常经验；他们还以从小耳濡目染的商业文化的形式作为可吸收的视觉特征，比如广告、海报、家具等商业设计，卡通艺术和插画，MTV、电影特效和电子游戏等影像，这些商业艺术影响了年轻一代的艺术。

　　不含有精神史视野和批判性吸收，全凭自我感觉的新一代艺术，在画面或者艺术视觉上表现出一种内在空洞的漂亮。因为底层的劳作之苦、贫穷的环境和结构性不公，都不在年轻一代直接的对象化体验中，他们从直接对象获得的都是漂亮的资本主义环境设计和小资经验。目前并不缺乏像上世纪后半期产生的各种批判理论，比如新马克思主义、消费社会批判、后殖民主义、媒介理论、帝国理论，以及大卫·哈维的资本空间理论和德勒兹的感官逻辑理论，但这些理论并未进入美术学院的选修课。

　　由于社会维权和微博民主的广泛影响，年轻一代关注艺术的社会干预，也热衷艺术政治议题。但新的时代下不可能返回上世纪的“左翼”艺术或宣传木刻，亦不可能重回1990年代初的波普艺术，或者以玩世不恭的光头青年形象出现。这个时代的艺术需要一种语言政治，而不是一种抗议性的政治艺术。后者试图表达一种日常经验中的直接痛苦，但这种痛苦逐渐退出了年轻一代的感官触角所触及的范围。他们需要在哲学化的结构上揭示一种更抽象化的痛苦，通过语言本身揭示的深层危机来实现一种精神政治。■

　　(作者系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批评家)

　　来源：东方早报艺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