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鉴定手段有益艺术品市场
国家质检总局日前在京召开座谈会,探讨建立“艺术品鉴证质量溯源体系”,希望通过科技鉴定手段,改变主要靠专家眼力鉴定的现状,尤其要治理艺术市场造假、售假、拍假乱象。消息令人振奋,但随之而来的疑惑也不少:艺术品毕竟不是面包、羽绒服、家用电器等,有明确的质量标准,一些艺术品的真伪甚至连鉴赏大家都各执一词,和艺术毫不搭界的质检总局,能保证艺术鉴定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吗?
建数据库,
为艺术品办“智能身份证”
这次座谈会传出的消息是,中国检验检疫学会与雅昌文化集团等29家专业检测机构签署合作协议,欲共同建立“以科技鉴定为基础,以经验鉴定为借鉴,以标准计量为依据,以认证认可为手段,以检验检测为依托,以信息化为平台,并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艺术品鉴证质量溯源体系。
“科技鉴定为基础,专家目鉴为借鉴”,将打破艺术品市场没有行业标准、专家说了算的局面。那么具体的操作办法是怎样的呢?国家质检总局《艺术品鉴证》杂志执行主编董大巍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分析一件艺术品,首先要拿科技检测说话,例如有一件唐伯虎的作品,那么就要先通过仪器检测,看纸和墨是否属于明代,如果检测出来只到清代,就可以直接证伪。过了科技检测这一关,专家团队才会出马,分析作品的风格和笔墨,判断是否是唐伯虎的作品。在这个鉴证体系中,质检总局主要是制定标准并监督运行,不会将手直接伸入市场。
按现行规定,当艺术品买卖发生纠纷时,无论是机构还是专家,他们的鉴定结果都不会作为证据被法庭认可。但董大巍透露,质检总局组织的鉴证体系,其鉴定结果将可以作为法庭证据,具备司法效力,这也就意味着,质检总局系统将成为艺术品市场最权威的鉴定机构。
“如果能为艺术品建立一个‘国标’,就会缓解艺术品市场的乱象”,参加座谈会的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文物系老师任大庆向记者介绍,如果艺术家主动做鉴证,鉴证过程将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取艺术品的微观特征,进行数据识别,再结合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方式进行存储记录,再由独立的第三方实验室进行鉴定认证和权威备案。这套系统还会记录下作品的尺寸、材质、装帧、款识、印章,以及交易、展览、出版等信息,相当于给艺术品办理了一张“智能身份证”。他认为,“如果仅靠目鉴,太主观,也容易受利益、人情等各种因素干扰。”
在世艺术家作品好办,
古人作品难断
这套体系其实是在专家目鉴之前,增加了科技检测手段,并将这种“双轨制”规范化。那么,它究竟是否可行呢?
“做总比不做强,每一种规范市场的努力都值得赞赏,但要建立各种不同门类艺术品的标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文化学者 、《中国文物黑皮书》作者吴树曾深入调研过文物鉴定的科技手段,发现骗过仪器并不难,最常用的碳14检测误差在一两百年内;唐代的瓷器若在明代被火烧过,检测断代就变成了明代;和田玉应该是产自新疆和田,但在国家的矿业标准里,产自青海、俄罗斯和韩国的玉料都叫和田玉,因为它们的化学成分相同。更重要的是,数据库里要有标本库,比如龙泉窑在不同的朝代会有独特的物理属性和化学成分,只有对大量标本进行采样分析,才能对其成分比例有准确的判断。
南京书画家萧平同时是一位著名的古代书画鉴定家,在他看来,鉴证体系是有益探索,但也有局限性:“活人的作品还好办,古人的作品没法断。在世的艺术家,把自己的作品送去鉴证,这部分作品相对比较可靠。但对古代艺术品,仪器就无能为力了。拿郑板桥来说,当时就有人伪造他的作品,今天的人还可以拿清代的纸和墨来做伪,而仪器是检不出来的。”
同时,在这个体系中,对在世艺术家作品鉴证的前提是,艺术家本身对作品要认可。但事实是常会有意外发生。萧平讲了一个故事:早年画家黄胄在北京画院的颜北家里作画,没带印章,过了段时间颜北请人将画送到黄家,请黄胄盖章,结果黄胄说“这不是我画的”。少数艺术家觉得早年作品不成熟,或应酬之作质量差,会断真为假;有的卖出的作品是学生代笔,自己签名的,又会认假为真。南京收藏家孔祥东曾向南京一位著名老画家质疑某幅作品,老人却让他别多管,“我说真的就是真的”。他说: “自己鉴定自己的作品当然最权威,但正因为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很多人认为画家作为利益相关方,无权为自己的作品作鉴定。”
鉴证后,
即使不是铁证至少是力证
“艺术品市场的混乱,已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南京画家薛亮告诉记者,在他认识的成名画家朋友里,没有一个人的作品没被伪造过,“有一次我得知北方一家拍卖公司要上拍署我名的赝品,就打电话过去抗议,对方却说,‘不卖假的,你给我真的吗?’”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净化市场的努力都值得赞赏,即使这种做法不能立刻、彻底净化市场。
质检总局这次的鉴证体系,将会引入雅昌文化集团数据库,这也就意味着雅昌的做法将会成为“国标”的一部分。那么,雅昌到底是如何操作的呢?
雅昌艺术家服务中心副总经理申小波告诉记者,雅昌鉴证目前主要针对在世艺术家, 2年来,已签约1000多位艺术家,对3万多件作品进行了鉴证,而数据库是向社会免费开放的。例如,画家何家英确认的每一幅作品,雅昌都会通过科技手段对多个局部的纸张纤维结构、墨水与纸的附着状态进行记录,这是作品的DNA,无法复制,以后市场上再出现其中某幅作品,只要与数据库一比对,就可以确认孰真孰假了。
南京画家喻慧曾在雅昌做过鉴证,她告诉记者,那一次来自全国各地藏家带着她的作品请她鉴定,她认可的就签字画押,雅昌当着她和藏家的面采集数据,“鉴证的作品,还不到我作品总数的5%,数据的全面性很有限,不过这些作品经过我的认证,在法庭上即使不能算铁证,至少也是力证。”
申小波承认,对于已经过世的艺术家,比如傅抱石;或古代艺术品,如引发争议的《功甫帖》,鉴证制度并不能提供更权威的意见,但是着眼当下,它可以净化今后的艺术品市场:“100年以后,入库的作品也许还会有争议,但肯定是艺术品市场上可信度最高的一批;假如100年前有人做这个工作,那么现在市场上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的作品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赝品泛滥了。”
本报记者 王宏伟 顾星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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