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不去功利化　批评永无回归日

　　专题策划/吴聿立 　文、图/广州日报记者 金叶

　　随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升温，在台前活跃的不仅仅是艺术家，许多批评家也粉墨登场，拥有了极高曝光率。艺术家个展的开幕式、艺坛的各种研讨会、艺博会……都能看到他们繁忙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各种“真知灼见”。但奇怪的是，这里面不再有真正的批评之声，以至于有人戏言：中国的批评家已经集体加入了唱诗班，只会唱“赞美诗”。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批评家为何不再展开批评？他们应该如何找回失落的独立性？本期“品味”，我们诚邀几位敢于直面这一现象的批评家，谈谈他们的看法。

　　批评家、策展人 俞可——

　　这是批评最不

　　尽人意的时代

　　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在短时间内蓬勃兴起，走过的旅程比较短，但许多应该建立的没有建立，应该到位的没有到位。展览特别多，批评家到处“赶场子”，但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有效地展开批评，让批评成为真正有益的行为，确实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可以说，现在是最需要批评的时代，也是批评最不尽人意的时代。 

　　今天的批评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少批评”，基本上只唱“赞美诗”。而且这个赞美也比较困难，因为你说一句好话还得说周全，不容易。坦白地说，我自己有时候也不得不做一些这样的事情：一个朋友开画展，请你去开研讨会，你当然只能用很积极的态度去评价他，否则他为什么要叫你去？情感确实会起作用，说不好不可能。如何防范这种人性的弱点？如何改变今天这种不够专业的状态？确实需要做一些事情。

　　坦白讲，批评家不批评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艺术界。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比如我们谈问题都在吃饭的时候谈，久而久之，关于对错、是非的概念就变得很模糊了。我们对批评的理解以欧美作为参照，但社会、文化背景又和他们不一样，不是严格的制度化的东西。所以，“批评家不批评”又不完全是一个“看到钱就不要命，看到权就低三下四”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艺术生态系统。据我所知，国外的批评家和美术馆、政府机构、艺术家、画廊、拍卖公司之间存在更为良性的互动关系。但我们现在国内的环境，艺术圈的主体之间都是非常功利的关系。比如美术馆，我们的美术馆都在出租场地，对它们而言，保持什么层次的典藏水准，树立怎样的学术方向都不是最重要的，挣钱才最重要。那么，作为一个对艺术有深刻认识的批评家，你就进入不了这个系统，除非你受雇于艺术家或者其他什么出资者。

　　我们国内目前有一点和西方非常不一样：艺术家是资本的生产者，或者说是资本的合谋者，占据非常主导的力量。艺术家越来越重要，成为明星，但批评家和策展人越来越无足轻重。在美国，如果一个艺术家做个大型展览，其实是件非常冒险的事情，如果遭到《纽约时报》那几位喉舌级别的批评家批评，那简直可以把这个艺术家毁掉，这在我们国内的环境下是不可能的。

　　艺术批评家 徐子林——

　　不以批评牟利 方能坚守立场

　　批评家丧失了独立性是事实。但我更愿意将其归类为批评家的生存问题。

　　艺术家靠卖画生存，而批评家是靠文章生存。如果依托于媒体，现在这个行业的稿费，批评家会活得很艰辛；但如果他给一个艺术家写文章，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少则一两万、多则四五万。在北京，艺术家个展，知名的批评家不需做任何事情，只是挂个名，就能拿到四五万；如果写个两三百字的前言再挂名，那就是五万；如果从头到尾真的做了一些事情，那就是十万，这都是公开的价格。我说现在的批评家存在生存问题，不是说他们还在饿肚子，而是他们的内心和精神还处于饥饿状态。你以为他不知道别人在骂他吗？但充裕的物质回报是可以减弱一些羞耻感的。

　　有人说，如果媒体更加强大，能够给批评家更丰沛的稿酬；或者批评家和美术馆、基金会、政府机构建立更加良性的关系，就可以改善这种局面，但我认为现阶段，这些都是奢望。而我能给出的建议是：一个年轻人，做艺术家也好，做批评家也好，最好不要过早职业化。你得有其他的方式养活自己，不需要靠批评来牟利，这样你就可以没有压力和负担地保持客观、尖锐的立场。事实上在西方，批评家也不太职业化，很多知名批评家都是大学教授。

　　而随着批评家逐渐成长，可以和美术馆获得越来越多的合作，申请到更多的资金支持，像国外很多双年展的策展人，可以拿到几十万美元甚至几十万欧元的资金，那就有资本成为职业批评家了。而这个时候的批评家也不会单枪匹马地去做事情，而是组建团队，他做的工作不仅是批评还包括策展。事实上批评是纯粹文字化的研究，但落到实践还必须得通过策展，这是更加专业的、流程化的作业方法。

　　当然，这样完善的艺术生态，距离中国目前的现实还非常遥远。事实上，中国现在的艺术圈是个非常江湖的地方，主要靠人脉维系。艺术家和批评家走得太近，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称兄道弟，很多尖锐的意见当然说不出口。所以我现在给自己的要求就是，和艺术家、和这个圈子保持必要的距离。

　　不过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有各种难度。比如前段时间北京798有个艺术家开个展请我去看，去了之后，又不能闷头看展览，还得往台上站，还得说几句。所以我现在又做了调整，所有的展览，开幕式那天我都不参加，我挑其他的日子去看展览，我不需要别人认识我，也不需要和别人打招呼，我只需要去判断这个艺术家值不值得长期关注。

　　对批评家而言，这个社会上种种的入侵、腐蚀、诱惑其实非常微妙。比如一个艺术家，很有人格魅力，你和他成了朋友，可是他的作品不行了，你怎么办？还有些艺术家，作品确实相当漂亮，可人品很差，又能怎么办？前段时间，北京有个批评家和很多艺术家都翻脸了，他之前大力推荐过很多“70后”的艺术家，可后来发现这些艺术家的人品有问题，而批评家又很难不受情感和利益的左右，心中的天平很容易失衡。

　　文艺评论家 梁江——

　　缺乏健康发展的土壤 

　　不是批评沉沦的理由

　　这是一个批评失语的年代，为何如此？先说外部原因：我们的社会，缺乏让批评健康发展的土壤。人们只能听赞扬，听到批评马上跳起来反击，甚至打官司。久而久之，批评就停止了发育，批评家也渐渐变成了只会贡献文字花篮的“赞美家”。在这个社会大背景下，寄希望于出现一个堂·吉诃德式的英雄来拯救批评界也是不现实的。

　　再说内部原因：在物质诱惑面前，越来越多的批评家放弃了自己的职业操守。文艺批评是个非常难做的行当，需要批评家有全面的涵养——对艺术史以及艺术在当下的状态有深刻的认识，具备睿智的分析能力，还得有独到的见解。本来就难做，还要甘愿挨骂才能做好，有几个人愿意如此呢？其结果就是大家都争着去做一些少得罪人、多得眼前利益的事情了。包括我自己，惭愧地说，这几年，批评的文章都是越来越少，有时间我宁愿多画点画，写写书法。也有人问我，你怎么不批评了呢？我反问：你们当真还需要我的批评吗？不需要吧，大家都只是需要我说好话，不需要我说真话。

　　导致批评家不愿意批评的内外因，其实又和资本渗入，导致学术功利化有直接关系。坦白讲，关于艺术批评，短期内我看不到有太大改观的希望。可能若干年后，社会转型成功，人文精神能够回归的话，批评才能真正走上正轨——这是比较乐观的预测。学术如果不能去功利化，批评就永远不可能回归。

　　前路虽然漫长，不代表当代的批评家就有了沉沦的理由。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是要看到问题，并且勇敢地面对这个问题。如果连说都懒得说，就更加没有希望了。艺术批评和艺术创作，本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二者有机互动，缺一不可。这既是艺术本体论，也是发展论。如果批评不能承担起应有的职能，也会反过来制约着创作和实践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