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尊碑抑帖也有过错

　　康有为(1858.3.19-1927.3.31) 广东南海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书法家。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在倡导维新运动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著有《广艺舟双楫》,旗帜鲜明提倡“尊魏卑唐”的书法思想,论述影响巨大。

康有为尊碑抑帖也有过错

　　■王世国 (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主席)

　　长久以来，广东书坛都是在书法文化巨匠康有为的笼罩和影响之下，秦汉篆隶和魏碑一派的书法甚为流行，纵观全国，也首屈一指。商承祚、容庚、吴子复、秦咢生、何绍甲、吴三立、余鞠庵、赖少其、李曲斋、曾景充、黄金海等等，即为这一派书风的代表，延及当前，也是人才济济，长盛不衰。一时间甚至让人觉得在广东如不学秦汉魏碑便很难成名成家。

　　对先秦金石和汉魏碑版收集与研究，早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欧阳修广泛观览公私所藏的金石遗文，编写了《集古录》十卷，收录上千件上自周穆王、下至隋唐五代的金石器物；又令其子欧阳棐续撰二十卷。后来，收藏家赵明诚、李清照根据自己搜藏的三代彝器及汉唐石刻，编撰了一部传世之作《金石录》。但是，这些注录式的研究并未太多关注其书法艺术，自然没有对宋、元、明三代的书法产生大的影响。

　　清代大兴“文字狱”，迫使文人转而研究整理“国故”。嘉庆以后，人们重新发现先秦金石和汉魏碑版的书法美。汉魏碑版书法那拙朴、浑厚、大气、灵动的艺术风采，吸引了一大批追求者。其间，阮元、钱泳倡导“南北书派”和“北碑南帖”论，从此中国书法有碑与帖不同书派的分野。到了清代末年，包世臣著《艺舟双楫》、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尊碑抑帖，结果碑学盛极一时。

　　康有为始料不及的是：一方面北魏碑版除少数精品佳作外，大多出自文化程度和书法技能低下的民间字匠之手，简单粗糙，缺乏内涵，没有多少艺术性。另一方面，因为书写者并非名家，勒石的工匠常在刻字时大加创造修改，失去了碑文原作字形的本来面目，结构夸张变型，如北碑中的《造像》多是如此。石刻的方刚线条是柔软的毛笔难以自然书写的，因此，一些书法家为追求碑版效果和所谓的“金石气”，不免刻意做作，产生了滞重、阵颤的用笔习气。这样以笔作刀，弃笔师刀，写出来的字虽然有北碑的方刚刻利，却失去了毛笔自然书写时的生动气韵和笔墨意趣。这是当今许多写碑派书法者难以逃脱的病症。

　　此外，因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百年断层，使得当今一些书法家已经没了康有为等清代和民国书法家深厚的国学修养。先天发育不良，加之文化程度不高，他们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标准，大体上与当年那些民间写手相当，所以对汉魏工匠碑刻、残纸、刑砖、地契、写经之类，表现出来的丑拙、粗野、蛮横、随便的风貌，很容易产生共鸣。这些缺乏文化内涵、丧失笔墨意趣的书法，自然变得“金刚怒目”、“蓬头垢面”、“稚嫩笨拙”、“支离破碎”，不但未得到“金石气”，反而沾染了俗气、匠气、匪气、野气。

　　当然，我不是说碑书不可学，而是说碑派书法需要以帖化碑。康有为虽然尊碑抑帖，可是包括他在内的那些清代及民国的碑派书家，他们却都是从学帖开始的，都是在掌握了笔墨技巧后再临碑版的，最后都走上了碑帖融合的道路。特别是他们的学识和书卷气自可消磨掉俗气、匠气、匪气、野气。更何况，如今发达的数字扫描和印刷技术，已经把过去难得一见的名家墨迹，逼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还用得着舍本逐末吗？启功先生曾鲜明地表达了他的书法主张：“少谈汉魏怕徒劳，简牍摩挲未几遭。岂独甘卑爱唐宋，半生师笔不师刀。”他认为，学习书法就是要直接临习名家墨迹书帖，才能体察到名家书法的真面目，学得用笔用墨的高超的技巧，领略书法的真味。

　　由于碑版书法的过分张扬的个性、夸张的字形、带有强烈的形式设计感的笔画，就像一个黑洞足以吞噬任何习碑书法家个人性情风貌，使得碑派书法只见字形，难见笔意，万人雷同。由帖入手，以帖化碑，则可以使碑派书法获得审美原型风格的支撑，并可逐步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避免习碑难有自家面目的弊端。例如，康有为的碑行书风格明显源于北宋陈抟，于右任的碑草书风格借鉴于唐代怀素，郭沫若的书法风格则导源于米芾。今天，碑派书法家如果不注意这一点，那么便难以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写了一辈子那也不过是《爨宝子》或者《张猛龙》罢了。

　　书论

　　学者欲能书，当得通人以为师。然通人不可多得，吾为学者寻师，其莫如多购碑刻乎！

　　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

　　——康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