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少决定当代艺术大师难产
心泉·光荣(广东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记得我们一群画友每逢到林墉老师处听他论艺时,他曾多次说过:“你们要多读书,多读一些杂书,对绘画的好处是你们想象不到的。”其实,有心人若是看看美术史,每个时代画坛顶尖人物亦多是阅书无数的人。于是知识的累加与否,也成为衡量一个画人最终是否获得更大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唐宋以前,一直流行工笔画法,画院待诏们在手头上的磨练远远多于书本知识的浸淫,工笔画家们把有限的时间放在慢工出细活的制作节眼上也十分正常。元代以降,被唐宋工笔逼得无路可走的元代画家,特别是知识面较宽的文人画家,在赵孟頫的引领下,才逐渐走上追求诗书画印结合的新路来。身为赵匡胤十一世孙的赵孟頫,“幼时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其读书广取博学,又著有《尚书注》、《琴原》、《乐原》、《松雪斋集》,元代诗人杨载有“人知其书画而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而不知其经济之学”之慨叹。可见,赵孟頫实在是一位诗文书画等样样精通的多才高手。
到了明代,徐渭、董其昌两位奇才被世人推崇,与他们博览群书、识见高卓密不可分。徐渭一生是怀才不遇的一生,年少入塾,文思非凡,知兵法,任书记(草拟文书),熟读各类书籍,传世文集有六十余卷,他哲理与艺术并重,诗文与思想皆有不凡建树,为画坛少有之才。而董其昌出身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一生读书明礼悟道,追求才智与禅理融合。大量知识的积累与灵活运用,奠定了其扬南贬北、树立南北宗理论的坚实基础。
至于清初四僧中的石涛,在其《苦瓜和尚画语录》中,也展现了他在哲学与道家思想影响下的恢宏洞见。诗书满腹的理想状态,对其绘画创作也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其理论至今对当代画人还有引领的功效。到了近现代的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无不以史为鉴,诗文书画并重,以卓越的理论高度引领了时代艺术风潮。他们被推至艺术的神圣殿堂,也正因为他们的艺术是技艺加知识加思想的结果,是知识型画者取得大成功的又一鲜明写照。
由此可见,在中国画的历史长河中,在画人多如牛毛的各个时代,除了必须拥有超人的艺术造诣外,勤读书、广思索、善悟理、多游历、传艺道、树新风,更是画坛有理想追求的画人必须兼备的素质。
而当今时代,由于引入西方美术的教育体系,画人们如古人般对文、史、哲的学习与思考的环境已不复存在了,艺术表现多以追求绘画的视觉冲击、追求展览的出彩效果等为主。且大部分画人对西方艺术的渊源又一知半解,没有相应的社会氛围支撑。有的画家创作甚至只是为了如何才能获奖,如何迎合市场而令自己作品价格不断上扬,而对中国美术史里画人须不断深研各类书本知识、博采众长之要求多已放弃。这既造成了整代艺术人才学识高度的大幅下滑,也造成了这个时代艺术大师的难产。
对照历史上成功的大师,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一个不爱读书、知识面残缺的画人能折腾出高妙的艺术样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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