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豪为何钟情收藏
中国富豪 图片来源网络5月5日,大连万达集团以1.27亿人民币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买下莫奈名作《睡莲池与玫瑰》,同一场拍卖会上,王中军以1.85亿人民币买下毕加索的《盘发髻女子坐像》。
中国富豪们在国际艺术品和奢侈品市场上频频出手,已经不是新鲜事。从豪车、飞机到艺术品,富豪们在国际奢侈品和艺术品市场是一掷数亿,但在国内舆论中却每每遭受非议。
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说“首先,富豪们花自己的钱,无可非议,我们的法律也保护私有财产。其次,也有需要重视的问题,多数人的努力通过分配化为少数人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却买回来一堆奢侈品,背后隐藏的不仅仅是富豪财富观念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保值投资的问题,还有整个社会贫富分化、分配体系的问题”。
宁愿买奢侈品的富豪们
短时间里暴富的富豪们,转身化作高档的奢侈品、艺术品投资者、收藏者,并非中国独有现象。140年前,美国的大亨们发家之后,迅速把财富投向了名贵奢侈品和艺术收藏品。30年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日本泡沫经济下的日本富豪,到了本世纪开始,轮到俄罗斯和中东的富豪。
最近十年,中国新兴的富豪们开始发力。仅佳士得的统计数据就显示,在2013年,中国买家在佳士得全球的销售金额中贡献了22%。中国富豪们在海外豪掷万金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李银河说“在中国,确实有一群富豪,钱多得没地方花,我曾经听冯唐讲,在深圳,有一个俱乐部,会员大多是高级经理人、富豪、富二代等等,他们请冯唐去讲投资、经营之类的理念。”
能够在海外大手笔的花钱,至少说明我们的富豪正在越来越多,李银河说“至少比大家都是穷光蛋的时候强多了,那个时代,谁会有能力花亿万财富去买什么艺术品。所以,这说明中国的财富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增长,应该是一件值得欢欣鼓舞的事情。”
投资、保值,是诸多富豪购买收藏品、艺术品的理由,李银河说,“投资也好,保值也好,都没什么问题,我们的法律保护私有财产,自己的钱,愿意怎么花都成,别人也无权置喙。问题在于,花钱的方式很多,当年比尔·盖茨、巴菲特他们来中国倡议中国富豪投身公益、做慈善的时候,应者寥寥,他们为什么宁愿买奢侈品,也不肯为公益投资呢?我想这里面有思路的不同,也有境界的差距,最起码,跟人家比,差了点了”。
谁造就了富豪
曾经有经济学家批评,“开放三十年,飞速发家的中国富豪们,以为他们的财富是自己赚的,其实不是,财富的累积是社会分配的结果”。胡润富豪榜现实,中国的百亿富豪数量已经超过三百人,十年前,只有一位。富豪数量高速增加的背后,是整个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
李银河说“贫富分化现象已经非常严重,这里面有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不合理的原因。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历史的终结》,书里面说历史发展自有方向,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所有的社会都在向现代化这个目标前进。但同时,现代化的发展,无法回避贫富分化的问题。我赞同这个观点。就财富的分配而言,人类社会的发展,保护私有财富是必然的道路,没有私有化,经济就不会发展。但另一方面,私有化迅猛发展所带来的贫富分化如何解决,也是困扰全世界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尤其严峻。李银河说“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基尼系数只有0.2,可以说是财富最平均的时代,但那样的时代,经济的发展几乎停滞,肯定是不行的。现在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但基尼系数也在飞速提高,已经达到0.5。我们都知道,基尼系数0.4就是警戒线,达到0.4,贫富分化就非常严重了,社会就可能乱。财富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就意味着利益调节出了问题,财富分配极其不公平。所以,必须想办法,把基尼系数降下来。降下来的办法,就是财富的二次分配,比如税收,税收是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杠杆,比如个人所得税税率的调整,遗产税的征收等等,这些都是世界通行的办法。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财富的二次分配也到了必须提上日程的时候了”。
文化收割财富
一种说法是,中国富豪的财富,大多是通过低端产业、基础产业累积而来,本身极少有因为技术创新等方式获得的。而这些凝聚了多数人努力的财富,通过社会分配机制流向少数富豪的手里,最后又被几件艺术品、奢侈品轻飘飘地赚走。
正如学者们批评当年的日本富豪,“当经济高速发展时,集多数人的劳动创造的财富,被人用几件高价的艺术品轻松地收割而去,而当经济下行时,这些高价买回来的艺术品,又被人以低价重新买走”。
其实讨论谁更精明没有意义,关键还是在于整个社会的分配模式。李银河说:“国内工人的工资太低,这是事实。许多学者讨论中国产品在国外的竞争力,认为竞争力来自劳动力的低廉,通过廉价的报酬,甚至是欠薪、不交社会保险等方式,尽可能地把大家的钱都榨出来,分配给少数的富人。而且,中国有农村这么大一个劳动力的水池,在水池抽干之前,可能很难改变。现在这个水池已经基本上用光了,以后可能劳动报酬方面会有所提高”。
比劳动力的市场价格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对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障,李银河说“西方人的工资怎么提高的?他们有工会,可以和资本的掌握者长期博弈,最终提升待遇。我们现在也应该大力支持工会,同时切实地落实劳动法等等,在劳资纠纷中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个体的劳动者力量太小了,基本上没办法对抗资本,成功率太小,而且风险太高,一个积极维权的工人,可能权利没有维护住,反倒丢了工作,甚至连别的地方都不肯雇佣他,这是不正常的。特别是那些血汗工厂之类,不能让他们肆意妄为,如果他们毫无节制,可以随意压榨工人,通过这样的方式迅速积累起庞大的财富,成为新的富豪,就无法体现一个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所以我们的政府应该态度再明显一点,在保障劳动者权益上做更多的事情”。
如何把钱用在更好的地方
任何人都有权自由地处置自己的财产,这也是现代社会基本的伦理和观念。但是,财富来自于社会分配,那么是否也有更好的处置方式?与其满世界购买高价的艺术品,为什么不赞助几个国内的艺术家呢?甚至为什么不做一些公益事业,回馈社会呢?
李银河说“把钱用在更好的地方,这是可能的,比尔·盖茨、巴菲特他们都是裸捐,他们明白财富来自于社会,也会尽最大的力量回馈社会。我们的富豪为什么不能?我想应该鼓励富豪投资公益事业,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把财富回馈到社会中,为社会的发展做更多的事情。这就需要给他那些愿意从事公益、慈善的人更多的荣誉,就好像比尔·盖茨他们,能够得到整个社会的赞誉。他们所做的事情,所涉及的领域,成立的那些基金会,涵盖的层面非常广,涉及许多非常具体的社会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呢”。
忽视富豪为公益做出的贡献,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鼓励他们去奢华享受,去为了一些奢侈品或者收藏品之类的一掷万金,李银河说“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富豪都会去买那些奢侈品之类的东西,前一段时间我去美国,我们那个团里就有两个百亿身家的富豪,他们给大学捐钱数千万,但是人们很少知道。所以,我觉得,舆论的作用也很重要,不要总是宣扬那些不好的事情,增加仇富情绪,更应该多注意那些肯做公益的人。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无偿奉献,没有巨大的社会荣誉的推动,可能很多人就干脆不做了。相反,如果做公益的人可以享得声誉,那么我想愿意的人会很多。”
北京晨报记者 周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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