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文保所挖掘机挖断文物桥
河北文保所挖掘机挖断文物桥(1 /2张)原标题:挖掘机哪家强?河北文保所挖掘机挖断文物桥
在网络上热讽“挖掘机哪家强”前两个月,河北高碑店市文保所就小试了“牛刀”——2014年7月16日,得知市内运粮故道建亨桥上的一头镇水神兽被盗后,当地文保部门情急之下调派挖掘机取走另一头,在挖掘过程中,市级文保单位建亨桥轰然垮塌。
保护文物单位成为了事实上的文物破坏者。经重庆青年报记者调查,文保部门用挖掘机取走神兽,意在防止文物被盗。为防“鸡飞蛋打”, 文保所选择“杀鸡取卵”。
根据2011年公布的最近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报告,过去30年,共有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平均每年消失千余处。这座古桥的垮塌折射出的基层文保困局,是全国性的难题。
神兽丢失那晚村里停了电
提起历史上失败的孝庄,大家一般会想起成功的萧妃。萧妃的成功至今依然有诸多文物铭刻在世,高碑店市内的运粮故道即俗称“萧太后运粮河”。
遗憾的是,故道今已干涸,道貌模糊。该故道兴起于岐沟(古之重镇,今属涿州)南下,流经高碑店市,过东西马村,向东南入定兴县境。早年曾出土过船锚、船板和木桩等贵重文物。
据辽史记载:“ 统和四年五月庚午,辽师与宋曹彬米信战于岐沟大败之……挽漕数万人匿岐沟空城中,壬申以皇太后生辰,纵还。”数万人挽漕(即漕运),可见当时水运之盛况。
建亨桥是运粮故道上的一座单拱花岗石桥。近年出版的高碑店文化集萃之一的《古迹》(中国文联出版社)一书介绍:“ 建亨桥距现在地面3.5米,拱檐上部中间各镶一头镇水神兽。桥面两侧尚有安放望柱和栏板的长方形沟槽,望柱和栏板下落不明。桥头有石碑数块,早已散失,只在西马村找到清代碑两块……此桥始建不晚于元代。”
如此的话,至今,建亨桥已屹立数百年而不倒。
10月15日,重庆青年报记者走访了建亨桥连接的东、西马二村,离石桥最近的废品收购站王姓老板回忆起,丢石桥那晚,“ 大约1点多,听到外面‘轰’的一声。第二天起来后(我去)看了一眼,神兽丢了”。至于具体哪天,王老板没有太多印象。
王老板还强调了两个细节:“ 那头神兽好几百斤呢”以及“当晚停了电”。
“神兽在我们村很受敬重,老人们都知道,过去水涨得再高,也没没过桥面。老人说那是神物,谁也不让碰。”王老板的话得到了村民们的共识。
10月20日,重庆青年报记者致电高碑店市文保所所长张来强,张来强说:“建亨桥还在!”
不过,重庆青年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还在”的建亨桥已换新颜,一座水泥平板便桥覆盖了残存的古桥身,桥面与路面“平起平坐”,部分花岗石条混在新桥基里清晰可见。残余的古桥碎石烂渣,堆放于新桥边,无人看护,也无人问津。
“不用挖掘机那用什么”
神兽丢失后,高碑店市文保所担心遗留在桥身的另一头神兽也被盗走,于是用挖掘机取走。这头被弄走的神兽,被文保所存放在其他地方。
事实上,据重庆青年报记者了解到,那头被盗的神兽趴蝮(龙之九子之一)之前差点被盗,但没有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重庆青年报记者调查得知,在2012年前5个月,河北省田野文物被盗案占所有文物案件比率高达55.56%。
田野文物被盗愈演愈烈,气焰嚣张,保定市文物管理局文物项目管理处副处长周军力分析称,其主要原因一是现在有很多鉴宝一类的电视节目,大力宣传文物的经济价值,让犯罪分子有了一夜暴富的侥幸心理;二是现在文物犯罪取消了死刑,在打击文物犯罪的力度和震慑力上有所减弱。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按照《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处理此类案件,涉及刑事的就报案,我们报了案之后就只能看公安部门的侦破力度。”周军力显得有些无奈。
同时,他也坦言:“在基层,一些遭受破坏和被盗的文保单位大多是田野文物,看护力度薄弱,这是不争的事实。现在要走专业化看护难度还是比较大,我觉得全国应该都是这种形势。”在接受重庆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张来强承认使用了“钩机”。“那么重的石头,不用挖掘机,用手能行吗?”张来强反问道。
“不可思议,雇挖掘机这个做法还不如人家盗窃有水平,(盗贼)并未使桥面受到破坏。他们倒好,把桥直接弄塌了。”知情人告诉重庆青年报记者。
“如果真的是用挖掘机,那是绝对不允许的。”10月27日,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处处长张文瑞在接受重庆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
“毕竟北侧的已经丢了,如果南侧的再丢了,岂不是损失更大?”周军力说。
这好比,在鸡飞蛋打还是杀鸡取卵的两难之间做出选择,好歹,卵留下了。
然而,基于文物保护“修旧如旧”原则,《文物保护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使用不可移动文物,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保护建筑物及其附属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除不可移动文物。
10月24日,重庆青年报记者致电保定市文物局局长王胜利,得到的回复是,还不了解相关情况,局里没接到汇报。
10月27日,重庆青年报记者致电河北省文物局执法处,一李姓工作人员表示并没有接到相关汇报,并表示会尽快向当地文保所核实。对此,张文瑞也表示还不了解详情。
桥到底是怎么塌的
10月20日晚,重庆青年报记者再次联系张来强时,张说:“ 谁跟你说(建亨桥)始建于元代?你是根据什么说的?它就是一座桥,怎么还古代的今天的?”而至于建亨桥被盗和垮塌一事,自始至终都没有正面解释。
不过,在10月27日,张来强与重庆青年报记者通话,在电话中,张来强说建亨桥是被“超载卡车压塌”的,之后文保所去勘查时才发现神兽被盗,然后报过警,“ 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线索”。当日下午5时,重庆青年报记者向高碑店市公安局政治处求证,一位郭姓警官告诉记者:“大概在7月中旬的确接到过报警,有记录可查,但至今还没有线索,确定是座老(古)桥,但派出所还没有弄清到底是不是文物,报警的是一位不愿露面的村民。”
而据当地村民说:“ 那座石桥上千年(数百年)来都没塌。还有,桥那么窄,村里路也窄,普通卡车都过不去,怎么可能超载卡车呢?”
此外,根据我国2003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下称《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说明,应当包括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名称、公布机关、公布日期、立标机关、立标日期等内容。
然而,重庆青年报记者在建亨桥附近没有见到这样的铭牌,也没有监控设施。张来强说:“ 建亨桥没有什么保护措施也没有人看护。”
周军力认为建亨桥属于田野文物,在保定市,这样的文物一般都是由业余保护员代为“照看”,“他们都是对文物有热情的当地村民,定期不定期地转一转”。
“专业人员请不起,因为没有经费。”张来强说。
周军力解释,基层文保部门编制紧张,一个文保所多的也就是十来个人,“ 一个县里那么多田野文物,他们根本看护不过来”。
“保定市没有专业的文物看护人员,只有业余保护员,工作主要靠他们的积极性。目前保定市有四百来位业余保护员,他们的工资根据各县市的财政状况标准也不一样,多的一个月四五百,少的五六十。”
他还坦言,对于保定市的基层文保人员也经常有培训,包括项目申报、技术、法律等,分部门组织,但培训人员仅限于各县市的主管领导、文物局副局长、文保所所长,他所说的“经常”只是“每年有那么一次,有时候因工作需要会多一点”。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于今认为,比看护不得力更严重的是存在监守自盗现象。他拿自己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的迹象举例说明:“有的文保部门领导换得非常频繁,不用专业人士,用行政人员 ,实际上是监守自盗的一个技巧。这是基层文保工作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
没钱不是不够重视?
重庆青年报记者了解到。2014年中央财政加大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支持,实际下达文化遗产保护资金88.43亿元,比2013年增长14.35%,这笔资金中有18.3亿元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用于文物保护项目。
然而,这桌”盛宴“,建亨桥到底分到没有?高碑店市文广新局局长王腾洋多次拒绝透露该市用于文保的财政预算。
周军力称,保定市文保经费属于县(市)财政列支,根据各地的文物状况这个钱没有一定数,也没有一个硬性的规定必须要有多少。”而文保经费一般用于文物修缮、办公,还有文物保护员聘请费用。但后者有的县列入财政预算,有的没有列入,没列入的可能就要向政府申请。“
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马自树认为这是个老问题:”避谈预算也是正常的——一般情况下,文保经费计划是按项目预算,不是平均分配,也就是从下往上申报项目。特殊项目可以申请,比如抢救与挖掘,可以向上级报告,向省申请补助。但立项论证的过程需要大量经费,一些地方政府平时不重视这一块。“
他说,地方政府不作为,主要是GDP作怪,地方官员想要晋级,大搞旧城改造、道路修通、农村搬迁,一心想做出焕然一新的面貌来取悦上级。文保费钱费时占地,他们不理解,也不屑一顾。领导在岗时间有限,文保工作拖后腿,造成了尴尬的局面。因此,有项目不积极申报的现象比比皆是。
在他看来,中国基层文保的体制问题由来已久:”他们(基层文保部门)的职权受到上级权力压制,地位低下,抵抗不住压力,想法往往不受重视,很难做出贡献。”
“必须把文化工作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把文物保护工作作为领导干部考评的一个指标列入体系。“于今曾给国务院提出文化也要大部制的建议,他认为,中央应该成立文化安全委员会或者文化保护和发展委员会,包括文化部、文物局、旅游局等在内(合为一体),并入大部制。
“如果能开成这么大平台的职能部门,并由国务院总理或国务委员亲自抓这个事情,力度就大很多。”于今说。
马自树也建议说:"各地官员把文保当作负担,当地拖后腿是不对的,虽然文保的优势难以立刻显现,但效益是长久的,它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根基,因此他们应该放远眼光。“
于今曾志门撰文揭露一些城市的违规现象,甚至数次面对北京基层文保单位遭遇破坏一事,直指“首都也是灯下黑”,但并没得到任何回应,他感到痛心又无奈。面对国家近年提出的“两带一路”、新型城镇化等战略,他期望在城镇化之前,一定把文保工作做在前面。
“我们提出这个自觉那个自觉,首先还是要文件自觉。”于今沉默片刻补充道。
文/重庆青年报记者 西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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