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维克：画家一定要有历史的担当

山东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创作《孙中山先生在青岛》访谈

近日，山东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在山东省美术馆举行了预展，一批优秀的作品引发了美术界及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其中，孔维克先生创作的《孙中山先生在青岛》以其高超的立意、恢宏的构图、精彩的人物刻画、中西融合的绘画技法，博得广泛好评。日前，记者就此作品的创作情况专访了孔维克先生。他对记者阐述了《孙中山先生在青岛》的创作缘起，透露了这幅作品的创作历程。他在繁忙的美术组织工作之余能创作出这么重要的作品，真是付出了超人的努力和过人的才华。他对记者表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要有社会担当，要给后人留下一些承载历史使命和责任、有着强烈艺术震撼力的作品。

记者：请您谈一谈这次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为什么选择《孙中山先生在青岛》这样一个题材？

孔维克：2009年完成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是一个集中全国美术力量进行弘扬主旋律创作的学术创举，之后全国不少省份都陆续启动了本省的“美术工程”。2011年山东省启动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以后，我在创作选题上比较慎重，因为我要考虑到诸多因素的关系。全国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山东入围的有杨松林、徐青峰和我三位签约画家，中国画只有我一件，当时画的是《公车上书》。说来也巧，《公车上书》是100多年前中国发生巨变的开始，也是近代史的开端，那是中国第一次面临如何应对西方世界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历史选择了一代伟人孙中山。这次我选择画孙中山，首先是与我之前的创作在内容和延续上有承接性，我比较熟悉这段历史；其次，我作为民革山东省委的负责人之一，对孙中山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对他非常尊敬。这样，我就很自然地选择了这么一个题材。并且当年在画《公车上书》时，表现群像式的众多人物就是我的一个兴趣点，也有了一定突破，这次选择在广场上大量人群的组合且多为近景人物，难度就更大了，这对自己也是一个艺术的考验和能力的提升。

应该让大家多了解孙中山。因为我想画这个题材，所以之前询问过很多人——辛亥革命与山东、孙中山与山东有没有什么关系？不少人都说没什么关系，好像孙中山没来过山东。后来经过资料论证、召开座谈会，才了解到孙中山曾两次来过山东，这中间间隔十几天，一来一去，给山东留下了很多佳话。通过美术作品来表现孙中山先生在山东的历史瞬间，让大家都知道这段历史，应该是很有意义的。所以，确定了“孙中山在山东”这样一个大的选题。油画家杨松林先生这次还是画孙中山，我们俩很有共同语言，一些素材、一些相关的话题我也向他请教过，共同探讨过。他画的是孙中山在济南视察黄河大桥，我画的是孙中山在青岛进行演讲，并且他在青岛视察了市政建设、城市绿化及港口管理等。这样方能完整地表现了孙中山在下野后，呼吁并身体力行进行实业救国的一代伟人形象。

记者：您对这个题材做了很多功课，对于孙中山与山东的关系，您肯定有过比较详细的了解，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

孔维克：在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我画过一幅《同志仍须努力——为国父孙中山造像》。当时恰逢台湾邀请我赴台进行学术交流活动，为了画好这张画，我特地去了国父纪念馆拜谒孙先生并汲取藉此艺术灵感。在纪念馆里我看到了一副衣服架子，支撑着孙中山先生生前穿过的上衣和裤子，两边挂着一副孙先生的亲笔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件摆设让我非常感动，先生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崛起而艰苦卓绝奋斗的一生，他在病魔折磨的临终前还念念不忘激励大家，但他本人已经乘清风而去了。眼前的景象多么像一件“装置艺术品”呀，这让我陷入了沉思，也产生了构思。我就画了一个晚年的孙中山肖像，两边配着这副对联。画上的题跋很多人没注意，其中提到我看了孙中山先生临终之前给友人的一封信，这封信就解释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含义。信上大概意思是说，虽然我们推翻了帝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的成功，什么叫成功呢？只有我们中华民族和世界列强站在一起，我们不矮人一头了，那才叫成功了。所以，同志们仍须努力，不要认为推翻帝制了，剪掉了辫子就是成功。我在题跋上加了几句话，孙中山先生想看到的那种现实，今天实现了。这件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民革中央副主席齐续春先生注意到了这段话，认为这个观点与他相合，他特别让我打印出来发给他。前年画这幅作品时，我已经在构思山东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去年也做了很多案头的准备，今年完成了草图和墨稿的创作。这幅画与《公车上书》一样大，也是3米宽、6米长，作品的完成前前后后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为什么选择这个瞬间来表现《孙中山先生在青岛》？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孙中山先生已经卸任临时大总统职务，他为了保存革命的实力，对袁世凯作了让步。为什么这么高风亮节？因为他想的是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崛起，而不是计较个人的荣誉和官职。当时孙中山就说过，要干实业，实业兴国。他要修20万公里长的铁路，还包括修建三峡大坝蓄水发电的构想，也是他当时提出来的。他之所以赴京与袁世凯会谈往返两次假道山东，也有一段故事。当时刚发生了临城大劫案，从上海坐火车直接去京要路过枣庄滕州一带，路途很不安全，所以采取了坐船水路来山东，再转火车，遂有了两次在山东逗留的佳话。他来的时候是从上海坐轮船到烟台，受到张裕葡萄酒公司张弼士等工商界人士的真诚欢迎和接待。接着就从烟台到济南转车又到了北京。从北京会谈归来，在济南有个逗留，去看了千佛山和黄河大桥。然后又从济南到青岛，从青岛坐轮船回上海。关于这一段历史描述的几个版本也不太一样，有的文章说孙中山去青岛，德国人不让去，孙中山的民族自尊心很强，越反对越要去，去之后演讲的内容也是反帝反封建的。这是一种说法。后来我看了有人查阅德国人留下的档案，就不是这种表述。档案里说，德国人很尊重他，不但没反对，而且还邀请他去青岛。他去之后先是拜访了德国总督，德国总督也回访了他。后参观了德国人治理的港口和城市的绿化并大加赞扬，认为西方先进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多几个像青岛这样的城市，中国就进入现代化行列了。当时他的演讲，应该也有这方面的内容。《申报》也如实报道过这件事情。文章说，在德国占领的土地上大谈反帝不太可能，既没有起码的礼貌，也没有策略。这一点也是较可信的。

另外，我还到省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这方面的文献资料、老照片、明信片，到青岛三江会馆、德华中学遗址作过实地考察，还访问了一些了解这段历史的专家学者，比如横幅上的“热烈欢迎孙逸仙博士”字样，就是一位专家特别提出来的。

记者：《孙中山先生在青岛》与《公车上书》同属于重大历史题材，两幅作品在艺术上有什么不同之处？取得了哪些突破？

孔维克：应该说，这两幅画在我的艺术探索道路上都属于一个艺术方向。我的艺术创作有四五个系列，其中我最看重的就是这个现实主义创作序列。我二十多年前的《公车上书》，及《孔繁森》、《齐鲁曙光——党的一大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肖像》、《为国父孙中山造像》、国学大师张伯驹，还有一系列的生活人物的写生创作等，都属于这个系列。这个系列的绘画技巧难度相对比较大，这也是中国当代应该大力提倡的现实主义创作，即运用传统的水墨工具采取创新的手段来表现火热的现实生活。这个路子源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画改良运动，它催生了新中国人物画的崛起。可以说现代水墨人物画是一个全新的艺术品种，在近百年来经过三四代人物画家们的共同努力才走到了今天，取得了巨大成就。无论是在造型特点、艺术观念，还是在表现技法上都与传统的人物画不同，从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系统。每个时代都有一批画家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有所推进，今天现代水墨人物画在形式及艺术语言上已经非常成熟，且也产生了不少传世力作及代表性人物，但在表现手法和绘画语言上仍有很大的开掘空间，这是我们努力探索的一片天地。我的探索也是在为这片沃土的开垦上做出自己积极的努力。

我的这两张画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即都是对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的艺术表现和笔墨塑造上有所推进。首先，在传统笔墨和现代造型的结合上，与一些画家用毛笔画素描不一样，比较注意用笔着墨的传统意趣，与西画的明暗处理结合得比较巧妙，使水墨的表现力大大增强。比如说画《公车上书》，对辫子、树和石狮子的表现，都是有所突破的，还有闪烁的光影效果，把光画出一种雾霾的感觉。其次，在人物的塑造方面虽有难度，如有大量的清代服装，而清代服装很单调，不好表现，在墨块与线条的转换上我做了大量探索，取得了一定突破。

《孙中山先生在青岛》要比《公车上书》难度更大些：一是人物更多了，而且都是近景人物，要求形象更具体、生动，需要个性化刻画，这就要求笔墨与形象契合得更加紧密。二是人物服装变化也多，尤其是大量的黑衣服——中国画表现黑衣服一直是个难题，我用大量的没骨画法画黑衣服，尤其是前景的三位警察的背影，难度很大。再则画面中有一些古人没画过的道具——包括汽车和洋车，在表现技法上都有所突破。三是在细节塑造上注重用笔的组合、行笔的快慢所带来的质感变化，如大量的礼帽、毡帽等各种各样的帽子，这些帽子每一个都有各自的特点。人物的塑造也是如此，包括人物的头发，这里面比较多的就是民国时期女孩子的发型。还有布料的变化，如讲台上那些人物的丝绸、亚麻布、棉袄等质感的表现都很强。上面提到的这些，以前在中国画上很少有人表现，我自己也没画过。四是在一些细节的塑造比较讲究，如糖葫芦的质感，及麦草、横幅、布帘、纸标等。尤其是画面里的菊花和杂树都要符合整个画面的要求，这样都是又见笔又见墨，和古人画的花鸟不一样，要有技法语言的协调性、统一性。以前人物创作中出现的花鸟，一般都是把花鸟画的技法直接搬过来，如那样就会显得很生硬了。同时这些表现又要不同于西方绘画，不能用素描来表现，要用笔墨来融合光影、结构等因素。这就是中国式的表现，同样也能表现出丰富多彩的质感来，这些都是有所突破的。五是在构图上力求饱满热烈，在用墨上注重凝重厚实，在造型上追求真实拙朴，总体的气氛力图营造出一种凝重大气的感觉。

记者：这么大的一件作品，您肯定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具体是怎么做的呢？给我们谈谈创作的整个过程吧。

孔维克：对，这是大型创作与小品画所不同的地方。这种画既要借鉴油画的创作方法，又要学习电影的调度手段。首先是案头工作，即大量史料的搜集阅读，除了文字性的资料，还要有大量历史图片。我在省图书馆看到一批青岛的老明信片，那个年代的市民形象、道具、汽车和警察都是在那里看到的，对我画面的构思也起到了很大的启迪作用。

到了具体刻画人物形象的时候，还是要借鉴西方绘画的优势，这就是写生。我请来话剧团的演员当模特，穿上那个年代的服装。我跟模特说戏，让他们进入角色，然后再进行现场写生，同时也拍了很多照片，写生与照片二者一结合，画出来就比较生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画这种大创作需要经过许多环节和过程。第一步是反复勾画才能确定小草图。第二步是我画了一张四尺整纸大的小墨稿，墨稿看起来也像大画，但是没有细节，主要为了看大效果、大气氛。第三步是在小墨稿后要用木炭条画一个3×6米原大的素描稿、也就是定稿草图。画草图的时候就把所有的人物形象道具和用线笔墨的感觉都抠出来，大家看了这幅草图的幻灯观摹后认为画面的人物形象多、变化大，但都表现得很生动，问我来源在何处？我说是从四个方面产生这些形象的。一是来自老照片，二是来自现场的写生，三是来自为这幅画而拍的照片，四是来自多年来在大脑中的形象积累。有很多人看到草图的幻灯片以后，以为是完成的水墨稿，因为虽然是用木炭条工具作画，但也已经画出水墨稿的感觉了。第四步是最后的关键，即把原大的木炭稿拷贝到正稿大白宣纸上，这样才能正式进行正稿的创作。画正稿的时候还要看那张“正稿原大草稿”。但是没有那么大的场地，怎么办呢？就把原大的草图，通过喷绘的形式缩小到小一些的板子上。这样能看着形象来画水墨正稿。所以这张原大的稿子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通过画这一遍来探索形象，为正稿做准备；二是还有个拷贝的作用，比直接在宣纸上起草更有把握。

这张画筹备了近三年，但画正稿仅两个月，那真是个煎熬。因为到了“实战”的时候，不可能完全按原来的设计那么理性地来画画，要笔笔生发，多数的形象可能还需要改动。要抛掉一切假设，调动一切手段和情绪为画面服务。要让画面自身是协调的，笔墨是鲜活的，气氛是生动的。

画起画来应该是全身心地投入。我把工作安排妥当之后，谢绝一切应酬将自己置于一种半封闭状态。除了出去开会之外，只要进了画室，就完全进入了自我的世界、进入了这张画。画室墙上挂满了老照片、速写，桌子上摆满了老照片、文献资料。画累了就睡、一觉醒来就画。不分昼夜、没有钟点。也不出去吃饭，自己泡个方便面、拌个凉菜，一顿吃不了放进冰箱下次再吃……累了看书也是看民国人物传记和辛亥革命的资料，画起画来我耳朵里也是民国的声音。画室放的电视光碟是从台湾带回的《老兵回忆》《民国人物访谈》《宋氏三姐妹》《孙科传记》《两蒋传记》等。只有在这么一种气氛里，才能把它画出来，画出民国的味来。

记者：您刚才也谈到创作和工作协调的问题。您从事美术组织工作，确实非常繁忙。我看到您的办公桌上十多个近期工作分类的夹子，您作为“十艺节”美术部副部长，参与“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的承办工作及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组织工作，另外山东画院还承办了三个“十艺节”的外围美术作品展览。您做美术组织工作事务非常繁忙，是如何处理好创作和行政工作关系的？

孔维克：我在美协工作了20多年了，从美协到山东画院也有三年了。在这二三十年当中，我基本都是业余时间在画画。并且白天有繁忙的工作，只能在晚上画画。我很羡慕那些画院里的专职画家，白天画画就是上班，晚上回家是下班，不画画可以看看电视、休息、看书；另外像学院里的一些教授，集中教完课也比较自由，还有两个假期可以好好画画。做组织工作没办法，必须挤时间画画，每天早晨必须七点半起床正常上班，半夜两三点钟才能睡觉。这样就要比别人付出双倍的努力。我平时都养成习惯了。还要学会抓时间、挤时间，比如我的大量速写都是在出差出访的间隙里抓出来的。再就是还要学会马上进入创作状态，我没条件花很长时间去培养创作情绪。所以养成了一个习惯：一旦拿起画笔，就能马上进入状态。有不少画家朋友戏说我的创作思绪像自来水，随时拧开就能出水。这也是条件所限被逼出来的习惯。

​这次重大历史题材的正稿创作，别人都画了半年多了、眼见不少人都陆续交稿了，我剩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才开始画。因为除画院的工作外，我这次在“十艺节”组委会美术部还负责了一部分“十艺节”创作的督导及组织工作，要把各项工作都做好并安排好下一步工作才能安心画画。

“中国十艺节”最重要的美术项目是全国大展，我们既要办节，又要参节。一系列启动、评选、论证、发动工作，需要经常开会。另外，“十艺节”山东画院承接了三个项目——“齐鲁画风山东中国画大展”、“美丽的传说——山东画家画民间故事展”，还有“海峡两岸画家画宝岛台湾写生展”，这些展览都要经过策划、启动、创作、评选。“美丽的传说”合格的作品要签约，不合格的还要辅导。这几个展览都要出画册，招标、撰文、编排……装裱、布展、开幕等工作非常繁琐。此外，画院本身的建设——建章立制、进人、场馆建设参与论证……这些工作也都很重要，都要认真去做，这就耗费了大量精力。此外，我还有大量的社会职务：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山东省副主委、民革中央画院副院长，公安厅、法院的监督员……这些社会工作，也必须认真去做。

做好这些工作的同时，个人创作只能挤时间、浓缩时间，“十艺节”的这五个展览我都有创作任务，的确必须要处理好工作和艺术创作的关系、个人创作与大家创作的关系，以及主题性创作和小品画创作的关系，只有兼顾到这些非常重要的因素，才能安心画出自己心中的画来。

记者：最后还是再回到作品上来，从您创作的这几幅作品来看，我们发现不仅仅是传统笔墨的锤炼和心境的抒发，还有一种社会担当在里面。在您看来，艺术家应该有哪些社会责任？

孔维克：我从画《公车上书》时候对这个问题就有一定的思考。我认为艺术品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愉悦感官给人以美好希冀、健康向上的力量，或者是调节心情、心境的，这类作品在表现形式上是小品式的、轻松的，它悬挂的地方有可能就是茶室、会客厅甚至卧室；而有的作品却是承载历史重任的，是流传后世的，这些作品的幅面是很大的，可能家里没法挂也不能挂，它应该放在艺术殿堂里，包括美术馆和博物馆。你走进殿堂以后能从作品中感觉到心灵的震撼，给你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灵的净化。这类作品应该有自己的存在价值。在西方一些博物馆比如卢浮宫、大英博物馆、奥塞美术馆、俄国的冬宫、夏宫等，我们都能看到一些幅面很大的历史题材或宗教题材作品，非常震撼人心。而中国的一些传世作品，往往都是虾、鱼、螃蟹、老鹰之类，幅面很小，当然艺术性也很强。但在表现我们这个丰富的社会和伟大的时代方面呢？作品却很小很少。所以作为国家行为，一定要在这个领域里有所加强。在上世纪60年代，国家曾经出资让画家画过博物馆作品，当时产生了像《决战前夕》、《狼牙山五壮士》、《地雷战》等脍炙人口的优秀美术作品。但大部分是油画作品、国画很少，因为那时的中国画表现力度远远达不到这个高度，画面大了以后容易显得空，没有震撼力。但艺术走到今天，我想应该有一批人在这方面做出探索，看看中国画究竟能不能有承载重大历史题材的份量，能不能有世界级震撼力的突破。画《公车上书》和《孙中山先生在青岛》，我就是抱着这样一种目的去尝试的。当下，中国人物画的表现形式丰富多彩、艺术观念百花齐放，没有了禁锢和禁忌，对艺术的发展来说不啻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作为写实主义的水墨人物画，目前已有了下滑和衰退的趋势，各大美院也不太重视这方面的教学。这种艺术形式最见功力，也最费力不讨好，年轻人们往往不想下此苦功了。现代水墨人物画几代人的努力、几代人的智慧、几代人的积累，如失去了传薪之火，将会非常可惜。所以，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现实主义应该成为中国人物画的主流》，来呼吁年轻的画家们要在这方面多做探索。当然我自己更是在身体力行，以后还要在这条路上继续往前开掘。自己对此也很有信心，因为除了平时进行的一大批写实主义创作探索外，这种重大工程式的中国人物的巨幅作品已经有过两张的创作经历，感觉一张比一张更成熟。我还有很多想法没有实现，也绝不会重复自己走过的路，将要竭力使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薪火相传，一步步推向新的境界。

（济南时报记者 臧文涛）

2013年9月9日

创新，永远前行的艺术风骨

——我读孔维克先生近作《孙中山先生在青岛》

马全甫

绘画的原点在创新，不是重复；创新的源泉是文化和生活，不是闭门造车；文化的品位在于思想的高贵，生活的丰富在于世相的博大。作为一名画家，应该明确自己的文化旗手责任。惟其如此，才能活出属于这份职业的神圣使命感。

作为孔子的第78代嫡系裔孙，画家孔维克更明白自己的人生道义与艺术追求。先辈宗师创立的儒学思想，是血脉相融的文化基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广播道义，普撒关爱，画笔是传播文明的工具，不是谋生苟活的手段。天然的使命意识为孔维克画笔的历史担当注入了与生俱来的创新力量。

从1984年不满三十岁即参加第六届全国美展的《乡会图卷》开始，画家孔维克就露出灵巧驾驭巨幅人物画创作的兴趣和功力。此后，于1989年和2009年分别创作的《公车上书》更是赢得了中国人物画界的好评如潮。2013年，画家创作完稿的《孙中山先生在青岛》以高超的立意、恢宏的构图、精彩的人物刻画、中西融合的绘画技法，为孔维克系列历史文化人物创作工程又伫立了一道坚实的丰碑。无论是《乡会图卷》还是《公车上书》抑或是《孙中山先生在青岛》，一步一个坚定的创新的脚印，一步一首清新的浪漫的诗篇。孔维克的画笔对准的都是鲜活的历史，历史的主角是人，为公民立像，为人物抒情，为社会事件寻根探源。平凡的百姓、心系家国的书生和思虑天下的总统，沉甸甸的历史体量感与风雨沧桑的历史云烟气息交互其间。表现群像式的众多人物就是孔维克创作的兴趣点，三十多年来，艺术的探索、阅历的丰富、情感的积蓄、文化的积淀，各种元素叠加一起每每促成了孔维克人物画创作的一次次突破。

公元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也是举世公认的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那时起，中国第一次面临如何应对西方世界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历史选择了一代伟人孙中山。一百年后，画家孔维克选择画孙中山，有两个理由：第一，与之前的创作在内容和延续上有承接性，画家比较熟悉那段历史；第二，作为民革山东省委的负责人之一，孔维克对孙中山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对他非常尊敬。因此，画家就很自然地选择了这个题材，并且能够延续当年在画《乡会图卷》、《公车上书》等，表现群像式众多人物的兴趣点。孔维克这次选择在广场上大量人群的组合且多为近景人物，难度就更大了，无疑这么高的难度系数必将是一次艺术技能的考验和修为能力的提升。每个大画家都有一个伟大绮丽的创作梦想，成功的得来也一定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国人物画，有顾恺之的“以形写神”，有吴道子的“吴带当风”，有中唐的画家张萱和周肪，有五代的顾闳中，宋代的李公麟和张择端，明清的陈洪绶、任伯年……这是一条传承有序、发展完备的历史脉络。到了现当代，西风东渐，文化碰撞，思想交融，徐悲鸿、蒋兆和等人开始在透视明暗关系上做研究，使中国人物画的表现力更为丰富。后以叶浅予、黄胄、方增先、杨之光、刘文西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人物画的发展空前活跃。继之刘大为、何家英、史国良等当代人物画家，以多彩画笔书写世界，各领风骚。孔维克是生长和生活在山东这片沃土上的人物画奇才，是以实力打拼天下的当代中国代表性画家。当代人物画的多元化发展在他的创作中得到了集中体现。首先，是传统根基的深厚。孔维克的多个系列创作，均依附于对传统文化、传统笔墨、传统思想的深刻领悟。其次，是勇于创新探索的实践。孔维克敢于思考，融汇古今，学贯中西，不断将自己的绘画语言系统化、个性化。再其次，满腔使命意识，手握历史责任，不断自我加压，不断蜕变升华。对于一位已经把生命活成责任的画家，对于一位已经在一些领域实现了突破的画家，美术史没有理由拒绝这沉重的叩门声。

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慨然而论：“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邪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东坡先生高度概括的艺术发展规律“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文化艺术的系统工程应该属于几代人的不屈不饶的努力，而且显然没有发展的尽头，纵使经过某个时间节点的晦涩和黑暗，也一定牵连着无限的光明在前方。孔维克20多年前的《公车上书》及《孔繁森》、《齐鲁曙光——党的一大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肖像》、《为国父孙中山造像》、《国学大师张伯驹》，还有一系列的生活人物的写生创作等，绘画技巧难度相对比较大，这也是中国当代应该大力提倡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即运用传统的水墨工具采取创新的手段来表现火热的现实生活。这个路子源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画改良运动，它催生了新中国人物画的崛起。可以说现代水墨人物画是一个全新的艺术品种，在近百年来经过三四代人物画家们的共同努力才走到了今天，取得了巨大成就。

当代中国人物画无论是在造型特点、艺术观念，还是在表现技法上都与传统的人物画不同，从而形成了几乎截然不同的两个系统。每个时代都有一批画家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有所推进，今天现代水墨人物画在形式及艺术语言上已经非常成熟，且也产生了不少传世力作及代表性人物，但在表现手法和绘画语言上仍有很大的开掘空间。孔维克人物画创作的探索，拥有广袤的空间——那就是对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的艺术表现和笔墨塑造上再进一步推进。

首先，在传统笔墨和现代造型的结合上，与一些画家用毛笔画素描不一样，比较注意用笔着墨的传统意趣，与西画的明暗处理结合得比较巧妙，使水墨的表现力大大增强。比如说画《公车上书》，对辫子、树和石狮子的表现，都是有所突破的，还有闪烁的光影效果，把光画出一种雾霾的感觉。其次，表现单调的清代服装，用墨块与线条的转换，取代了单一用线的局限。在《孙中山先生在青岛》的创作中，大量民国时期的黑衣服——中国画表现黑衣服一直是个难题，孔维克用大量的没骨画法画黑衣服，尤其是前景的3位警察的背影，难度很大。第三，细节塑造方面注重用笔的组合、行笔的快慢所带来的质感变化，如大量的礼帽、毡帽等各种各样的帽子，这些帽子每一个都有各自的特点。人物的塑造也是如此，包括人物的头发，这里面比较多的就是民国时期女孩子的发型。还有布料的变化，如讲台上那些人物的丝绸、亚麻布、棉袄等质感的表现都很强。另外，如糖葫芦的质感，及麦草、横幅、布帘、纸标的质感、体积感等。尤其是画面里的菊花和杂树都要符合整个画面的要求，这样都是又见笔又见墨，和古人画的花鸟不一样，要有技法语言的协调性、统一性。以前人物创作中出现的花鸟，一般都是把花鸟画的技法直接搬过来，如那样就会显得很生硬了。同时这些表现又要不同于西方绘画，不能用素描来表现，要用笔墨来融合光影、结构等因素。这就是中国式的水墨线条的黑白表现，同样也能表现出丰富多彩的质感来，这些方面在孔维克的笔下都是有所突破的。

东坡先生所言，“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分别是作品达到的完美程度以及创作的宗旨原则。绘声绘色，绘形绘质，绘情绘神；融合法度，创立新意；激情豪放，喜获妙理。这些，在孔维克的创作中得到了真实的体现。最后，我们套用南宋诗人朱熹的诗歌，“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藉此，表达对画家孔维克对中国人物画创作中不断的开拓性探索创新之由衷敬意。

（2013年12月18日有泉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