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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有声,性所喜悦”——记大写意花鸟画家刘庚的真性情

刘庚(原名刘振江)号清莲,室名云石居,河北内丘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邢台市花鸟画研究会副会长,徐悲鸿纪念馆特聘画家,吴冠南先生入室弟子,曾先后师从著名画家李津、刘泉义、梁占岩先生,现居北京。

2015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刘庚花鸟画作品集》;

2016年7月《笔墨有声》入选中国美协主办的“全国中国画作品展”;

2016年8月《童年的记忆》获得“希望的田野”,2016年中国美协家主办的“农民画作品展”,获优秀奖(最高奖);

2016年9月《笔墨有声画之三》入选中国美协主办的“吉祥草原丹青鹿域”全国中国画作品展;

2016年10月《暗香徐来》入选中国美协主办的“童心筑梦”第二届中国民族美术双年展获优秀奖(最高奖);

2016年10月《春华秋实》入选中国美协主办的“逐梦威海卫”全国中国画作品展评选;

2016年11月《笔墨有声组画之一》获得“美丽中国梦七彩云南情”全国中国画作品展优秀奖(最高奖)。

艺术家刘庚部分作品赏析:

“写意花鸟,性所喜悦”,是宋末元初狂僧温日观对写意花鸟画创作所总结的,具有非常经典性的八个字。了了八个字,可谓言简意赅,其意深远。“性所喜悦”意思是指人的本性和由本性所产生的各种情绪。即使是在平时的生活中,“性情中人”也总是受到别人欢迎的。由此可以看出,个人性情对于写意花鸟画创作介入的重要性。

刘庚是一个把真性情完全渗透到他写意花鸟画作品中的当代画家。可以说仅此一点,便足可以使我们从当代写意画大滑坡的窘境中,对刘庚的写意花鸟画刮目相看了。

中国画大略分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其中与书法完全融合的是写意花鸟画。无庸讳言,写意花鸟画对于性情和书写性的彻底介入,其难度使许多人望而却步,甚至感到莫明其妙。在我看来,写意花鸟画才是中国画中真正的阳春白雪。自从文人写意画要求做到诗、书、画、印完美结合,并要求作品以表达人格魅力为要诣的那一刻时起,便就注定了这一画种的崇高品质。

人生在世不论做什么事情讲究的就是性情。性情率真高尚是衡量人生的一个标尺。尤其是从事艺术创作,真情在作品中完全的流露,才有可能感动自己再感动到别人。这也是鉴别作品优劣成败的一个标准。刘庚作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此。他可以忘我地画到开怀大笑,也可以忘情地画到号啕大哭。他的创作状态,完全是一种生命的感动和自然而然的真实反映!试问,仅此一点当今又有几人能做到。

中国画创作技法的优良可以通过磨练来得到,而作品体现本性,则涉及到天性与修为。前者不易、后者殊难!刘庚作画的状态,完全是他生命的运动过程。绘画中的点、线、面是刘庚跳动的脉搏和沸腾血液。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有可能与生命永存,也只有创造出可以与生命永存的作品,才会迈向绘画的高山之巅。

易卜生讲:“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是的,这是恒定不变的规律。所以刘庚是孤立的。他独自一人隐身于太行山深处,自己孤立自己,长期与青山绿水对话,与老树昏鸦为伴。在云卷云舒和花开花落中,体悟着自然和生命的本真。他不分昼夜地苦苦追求着写意花鸟画创作的真谛,这种精神本身就值得大家为他由衷点赞的。通过这些年的隐身修炼,刘庚在写意花鸟画上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毕竟学无止境,治学、修身到那也不是个头。我说学画者就是个终身探求,苦中作乐的苦行僧。

古人讲“思无邪”。俗话讲叫“一门心思”,或心无旁骛。是的,作为画家一门心思付于画,且别管江湖与俗尘,是必须具备的定力。世上各业只要有耕耘就会有收获,画家的收获是艺术的真谛,不是其他。这一点是必须要明白和坚守的。刘庚年不到知天命,正当年富力强就取得骄人的成绩,的确让人为他感到欣慰。同时又要记住:妒忌、谩骂、贬低、刁难是成功道路上的荆棘,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也恰好反证了你业绩的不凡。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切干扰不必在意。希望刘庚一如既往,走好自己认定的艰难的探索之路,且把杂音当作歌唱,把苦求当作享受。一杯苦酒、一支秃笔、一怀希冀、一生奋斗。往前走,莫回头!

——国家一级美术师;江苏省国画院花鸟画研究所副所长;陕西省国画院名誉院长;吴冠南评

看到刘庚的作品,使我想到了汉字中有关“象”的多语义释读,在中国的古史典籍,特别是古代文论、诗论、书论和画论中有着以“象”为讨论对象的具体论说。关于“象”,清段玉载《说文解字注》:“韩非曰:人希见生象,而案其图以想其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象”是“之所以意想者”,是使人能够“意想”的依据。画是在平面材质上绘“形”的结果,其所绘之“形”呈“象”。清章士诚在《文史通义》中关于“象”,认为“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并进一步强调“心之营构,则情之变易为之也。情之变易,感于人世之结构,而乘于阴阳倚伏为之也。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也出于天地自然之象也”。基于以上逻辑,绘画所呈之象可以是“天地自然之象”也可以是“人心营构之象”,在本质上其实是“天地自然”和“人心营构”交织而生成的“画之象”。“画之象”所呈现的不是与人相对的静态自然的表现特征,而是画家与自然相遇在心物交感状态下所呈现的“非再现”性的与物有着内在关联的一种“意象”结构。

反观刘庚的作品,使人欣喜的看到了他的“画之象”所提供给我们的“意想”空间。自文人画肇始,大写意花鸟画就成为文人画系统中最注重画家个人感受和情感传达的一种绘画形式,并在历史上出现了诸如徐渭、朱耷等令后人仰止的代表性画家。一定意义上讲,大写意花鸟画就技法层面而言,是对此前花鸟技法的一次颠覆,同时也把中国画的“意象”造型发挥到了极致。而从另一方面而言,也为后生晚辈的学习和创新设置了“藩篱”。

虽然大写意花鸟画给后人可资借鉴和学习的传统技法不多,但作为中国画学习的“不二法门”,刘庚并未弊屣古法,而对传统技法和古人的学习用功甚深,这从他的作品中可窥见一斑。关于中国画的承继,历代画论多有论述。袁宏道《竹林集叙》有言:故善画者,师物不师人;善学者,师心不师道。刘庚深明此理,在向古人学习的前提下,把师“物”作为阶段性的日课,为此曾数次驾车远赴云南西双版纳等地写生,并一呆就是数月,由此可见其对待艺术的敬畏和执着。

在中国古代画论中将艺术创作的构思和形象的生成称为“取象”。“盖古之作者,师模化机,取象形器,而以寓其无言之妙。”在这里“化”是指物的变动,“化机”是变化的枢机,“取象”是取器物变化之象,作者须对其“枢机”有足够的洞察和领悟前提下,方能将器物形于画而寓其“无言之妙”。这也是刘庚师“物”的动机所在,即在自然中,在“物”与“心”的交感中实现“师模化机,取象形器”的目的。中国画的“取象”不同于西方造型体系中的再现和表现。朱良志认为:“在中国画的造型艺术中,有这样一个原则,就是‘不似似之’。太似则呆滞,不似为欺人,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既不具象,又不抽象,徘徊于有无之间,斟酌于形神之际。”反观刘庚的作品,在笔墨的概括和归纳下,恰得中国画“取象”之“不似似之”之境。

对中国画而言,“形器”自然离不开笔墨,特别是在文人画系统中,随着对书法性笔墨的强调和依赖,笔墨成为了传统中国画的核心,也使得笔墨成为中国画异于其它画种最为明显的形态特征。笔墨作为中国画所特有的艺术语言不仅承负“形器(状物)”之职,即把笔墨之“迹”上升到“象”的地位,呈现一种笔墨意象。同时也有“写心”之责,即笔墨的表现性。也就是“要在像书法一样的点画之美和节奏律动之美中,使个性感情的抒发与有血有肉的生命意识统一起来。”

笔墨的“形器”和“写心”就“画之象”而言,两者是无法割舍和互为显现的,也如从徐渭泼墨淋漓、纵情挥洒的花木形象中,我们能感知到画家“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的悲愤与历劫不磨的旺盛生命力。在刘庚的作品中,多中锋用笔,从逸笔草草,痛快淋漓的笔墨变化中;狂放而又现精致的形态结构中,使我们认识了一个性情粗犷而感情细腻,敦厚而心智灵动的画家形象。

笔墨是有品性的,这种品性是由画家的性情、生命阅历和诸多修养积淀蒙养而成的,所以笔墨的品性更多的表现出的是一种性情的使然。刘庚作品中的笔墨形质是鲜活的,是画家“师模化机,取象形器”的瞬间,内在即时需要的一种自然呈现,而这恰恰对应了画家即时的性情状态,彻底展现了画家内心的精神生命。

艺术创作一定意义上就是发现自我、剖析自我和完善自我的过程,刘庚对这个过程已深深体悟到中国画精神真谛与妙境,为此当为他击掌而贺!

——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常务副院长;梁占岩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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