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书法在碑学书风发展中的意义

　　白谦慎先生2005被译成中文的专著《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选取傅山的个案，将他的生平、作品、书学思想置入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系统而详细地剖析了碑学书风的萌芽过程。他的研究表明，充分扎实的个案研究可以补充历史的片段甚至窥视某个阶段的历史演进过程。在结语中他延伸谈到由于考据学、文字学、金石学在清中期进入全盛，碑学书法也在18世纪下半叶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这实际上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课题，即碑学书风的萌芽过程可以选取傅山为例，那么谁又在碑学书风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呢?考察清后期的书法家，结合近20年多来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何绍基这个人物是不二人选。

　　何绍基一生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切身感受了清王朝的没落与时代变革的动荡。他大部分生涯贡献给清朝的文教事业，三次典乡试：道光十九年(1839)，典福建乡试，道光二十四年(1844)，充甲辰科贵州乡试副考官，道光二十九年(1849)，典试广东，选拔贤人无数，后担任四川学政，使僻壤“文教蔚兴”，罢官后执教山东济南泺源书院、湖南长沙城南书院，末年受两江总督曾国藩等人延请赴苏州书局、扬州书局主持校刊工作，完成了《十三经注疏》。同治十二年(1873)病逝于苏州。他这一生，仕途并不得志，但他在学问、诗词、鉴藏、书法等方面取得的成果非常人所能及。曾国藩有云：“子贞之学长于五事：一曰仪礼精，二曰汉书熟，三曰说文精，四曰各体诗好，五曰字好，渠意皆有所传于后，余观之，字则必传千古无疑矣。”他的墓志中也记载：“府君……幼慧能文，于诸经、说文考订之学嗜之最深，旁及金石图画篆刻律算，博综覃思，识解超迈，为文取法马班昌黎，诗宗渊明、太白、杜、韩、白、苏□(诸)大家，书□(法)根巨篆分，融会率更父子、鲁公、北海、东坡自成一体。性坦白无城府，言动平质率真，归于实事求是。体素健，禀赋过人，善饮好游，踪迹几遍行省，所至友朋谐际觞詠留连。”

　　早期书风

　　何绍基，清嘉庆四年(1799)生于湖南道州东门一个书香家庭。道州何氏，祖籍山东青州，宋朝时南渡，世代儒业相继，明代时尚有先人仕宦，但入清后，皆在本地耕读传家。其父何凌汉(1772-1840)更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幼年，父母又相继去世，“夜不能具灯烛，恒燃松枝自照，读经书必兼传注”，因其聪慧过人、勤奋刻苦，少即有文名，得以在当地课徒为生。何绍基、何绍业双胞胎兄弟诞生时，家中尚不宽裕，何绍基3岁时，何凌汉独自赴北京应试、任小京官，其母带着兄弟三人艰难度日，“家有四壁立，粮无三月赊”，只好投奔同样以耕读为生的寒儒舅父，直到父亲高中探花后，举家才迁到北京，彼时何绍基8岁。何凌汉立身行事，极有矩度，“居恒庄敬刻厉，无欹坐，无疾趋，独坐必敛容，急遽时作字必裁划正坐而后书……家范严肃称于时”，他在为人、治学等方面给了何绍基兄弟最好的示范。在父亲“不许出书屋”的告诫之下，何绍基发愤读书，“惟书爱最真，坐卧不离手”，成长为一名深受长辈、老师喜爱的青年才俊。何凌汉官运亨通，先后任广东、福建、山东等省考官及浙江学政，培养了大批朴学人才，累官至户部尚书，他的地位及交友圈给了何绍基等兄弟最直接的影响，他们青年时即与当时学术圈中的领袖人物交往，如阮元、程恩泽等。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太傅，博学融通，尤以治经名重后世，对后进亦极为奖掖。他对何绍基甚为器重，而何绍基24岁时即阅读阮氏朴学、金石学著作，他亦继承了阮师的“南北书派论”。

　　这一切都是应时应地而生。文字学的经典著作《说文解字注》于1813-1815年间出版，“书法家现在可以从段玉裁等学者的著作中获得篆书的新知识，进而更准确也更自信地书写篆书。”几年以后(1818)，20岁的何绍基时得以攻读此书，并开始写篆字。何绍基24岁曾随父侍读山东，当地丰富的资源为其深入碑学提供了条件——山东境内存有大量汉代和六朝石刻，如泰山、曲阜更是古代碑刻的集中地。何绍基自那时起便嗜好搜求金石碑版，更不惜涉险访碑，他的好友苗夔在《使黔草序》中谈到何绍基“虽贵为公子，乃健步善游南北。应试二十年，芒履箬笠，打碑访古，雨餐云卧，遇者不知为何许人。通籍后，使车所至，奇山秘壑，探幽蹑险，不能自休”。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何绍基的收藏蔚为大观，最有名者乃北魏《张黑女墓志铭》孤本，此墓志原石早已亡佚，拓本尤为珍贵。虽为正书，行笔却不拘一格，风骨内敛，自然高雅，堪称北魏书法之精品。何绍基27岁在山东得到它，欣喜若狂，三年中无日不研读。“余自得此碑(1825)，旋观海于登州，既而旋楚，次年丙戌(1826)入都，丁亥(1827)游汴，复入都旋楚，戊子(1828)冬复入都，往返二万余里，是本无日不在箧中也。船窗行店，寂坐欣赏，所获多矣”。亦无怪乎他总结自己的书学经历时谈道：“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然而当我们仔细检视他的作品，却发现他的学书经历并非上述这么简单。诗文中所记载的取法对象与何绍基当时作品风格有着一定程度的出入。

　　何绍基的作品广为流传，国内各大博物馆都有收藏，如上海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等地藏品各具特色，而最为系统、全面的收藏则是在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收藏何绍基作品260余件，囊括不同书体、不同时期;另收藏何氏一门(何绍基父亲、兄弟、子孙)作品近百件。通观这几个馆的藏品，何绍基二十至三十岁的作品尚未见到，目前所见最早的一幅作品为何绍基楷书墓志铭《泉山墓表》此乃为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父母合葬墓所写的墓表，落款中有明确纪年：“道光十二年岁次壬辰冬十月朔不孝四男厚均泣述，姻家再侄道州何绍基填讳书丹并篆额。”表明作于1832年，何绍基当时34岁。后有李瑞清、李瑞荃两兄弟的题跋。两人题跋时间为光绪己亥(1899)，距何绍基辞世方20多年光景，谈及书坛情况及世人对于何绍基的评价应为可信。

　　由两人议论可知，何绍基的书法在当时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有“刘象何龙”之喻，然晚年格调甚高，实为自成一格的典范，却非能迎合世俗之需。李瑞清此番评说可谓一语道破何绍基的书法渐渐式微不为当今大众认知的真相。而两人一致认为此作是何绍基由临习《张黑女墓志》向临颜字过渡的证明，笔者认同此作有颜书的痕迹，但临《张黑女墓志》的迹象不甚明显，更多体现出欧字的结体。当作何解释?联系何绍基父亲何凌汉此时的日课，我们能得到一点启示。

　　何凌汉的书法当时深得朝野内外钟爱，“书法重海内，朝鲜、琉球贡使索书，应之不倦。”虽然他的作品放在历史长河中来看，并未形成一家面貌，但他的书法实践一辈子都不曾停止，风格一直在转变，由此可见他对书法这件事的痴迷。早年他学唐褚遂良、欧阳询，“先公廷对时名在第四，睿庙谓笔墨飞舞，拔置第三。时方习褚公《乐毅论》，登第后乃习欧书《醴泉铭》。”晚年喜临颜真卿楷书。清道光十七年(1837)他创作的行书吕坤《呻吟语》节选屏，虽结体瘦长，体现出欧体的影响，但笔画圆劲、厚重，可见练习颜书有一段时间。而何绍基兄弟四人习书理应是沿着父亲所走的道路在前进。在他们学书之始，应是临习欧书、褚书等。而到了30岁这个阶段，便开始受父亲影响练习颜书，这一练便是20余年。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本何绍基兄弟四人的书法集锦，时间为甲午年(1834)，部分作品署款“为友人药舲所作”，或许是经药舲收藏整理成册。该册内容丰富，有何绍基临颜真卿《仆射帖》、何绍业临褚遂良《雁塔圣教序》、何绍京临米芾《蜀素帖》、何绍祺临《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可见，摆在兄弟四人面前的法帖种类多样，而何绍基私淑父亲的审美趣味，于36岁时已写得一手好颜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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