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仓石鼓：镌刻在石头上的先秦史诗

陈仓石鼓数字藏品将于8月6日12点在鲸探蚂蚁链平台准时发售。这一组被称为“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究竟有怎样传奇的故事……

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的恒温恒湿展柜中，十尊黝黑粗粝的花岗岩石鼓默然矗立。它们被称为“陈仓石鼓”或“石鼓文”，并非乐器，而是中国现存最早、文字最多的石刻瑰宝，其上镌刻的籀文（大篆），如凝固的时光，将我们带回两千多年前的秦风猎猎。

石头上的古老密码

十尊石鼓形制独特，均呈上小下宽的鼓形（碣状），材质为坚硬的花岗岩。高度约60-90厘米，直径约60厘米，重量近一吨。这种独特的形制在先秦石刻中极为罕见。

每面石鼓都是文字载体，鼓腹圆周上镌刻着一首四言古诗，共十首，组成一组连贯的叙事诗篇。文字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籀文），是汉字由金文（青铜器铭文）向小篆演变的关键环节，古奥典雅。

诗歌主要记述了秦国某位君主（多认为是秦襄公或秦文公）的一次盛大游猎活动，生动描绘了车马仪仗、祭祀祈福、挽弓射猎、渔获欢宴等场景，堪称一部“刻在石头上的《诗经》”。

历经两千余年的风雨战火、辗转迁移，石鼓表面布满沧桑痕迹。部分文字已漫漶不清或彻底剥落。唐代初发现时文字尚多，北宋欧阳修所见已仅存465字，如今仅余272字（含重文、合文），每一字都弥足珍贵。

多维度的巅峰价值

作为先秦时期少数未经后世篡改的原始文字记录，石鼓文为研究秦国早期历史、政治制度、军事活动（特别是与周王室、西戎的关系）、祭祀礼仪以及雍城（秦国早期都城）地理提供了无比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其年代（约公元前8世纪中晚期）早于《诗经》的编定，填补了史料空白，堪称历史研究的“活化石”。

石鼓诗文辞古雅，韵律铿锵，风格与《诗经》中的《秦风》《大雅》相类，是先秦诗歌的重要实物遗存，展现了秦地文学的独特风貌和成熟度，不仅是连接《诗经》与楚辞的重要桥梁，更是文学史的先声。

石鼓文在书法史上享有至尊地位，堪称书法艺术的“法则之源”。其文字结构匀称方正，笔画圆劲凝重，布局疏朗有致，是大篆的巅峰之作和成熟典范。

它上承西周金文之遗韵，下启秦代小篆之先河（李斯小篆多受其影响），是汉字演变的关键节点，有着承前启后的深远影响。

自唐代被发现起，石鼓文就被历代书法家奉为圭臬。唐代虞世南、褚遂良，清代吴昌硕等大师无不从中汲取营养。清代书法理论家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更盛赞其为“中华第一古物”，是“书家第一法则”。

作为中国早期大型石刻文字的杰出代表，其镌刻技艺精湛，展现了先秦时期高超的石刻工艺水平。

穿越千年的国宝流浪史

约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石鼓在陕西宝鸡陈仓山（今宝鸡市石鼓山）的荒烟蔓草中被发现，轰动一时。杜甫、韦应物、韩愈等大诗人均赋诗咏叹（韩愈名篇《石鼓歌》即为谏言朝廷重视保护石鼓而作）。

五代战乱，石鼓散佚。北宋司马光之父司马池任凤翔知府时，竭力寻得九鼓。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最后一鼓“作原”也被找到。宋徽宗赵佶酷爱石鼓，将其迁至汴梁（今开封）国子监，并用黄金填嵌文字以示珍重。

金兵攻破汴梁（1127年），掠走包括石鼓在内的北宋珍宝，运至燕京（今北京）。途中剔去黄金，石鼓遭弃于荒野。后被发现，置于大兴孔庙（今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元、明、清三朝，石鼓一直存放于北京国子监（孔庙），虽经历代修补拓印，但基本得到保存。

1933年，为避日军战火，石鼓随故宫文物南迁，历经上海、南京，后分三路西迁至四川。抗战胜利后运回南京。

1950年，十面石鼓最终被运回北京。1956年起，入藏故宫博物院，成为国之重器，永久珍藏并定期展出。

陈仓石鼓，不仅仅是十块冰冷的石头，它们是先秦文明的活态记忆，是汉字演进的无声证人，是书法艺术的永恒灯塔，更是中华民族文脉绵延的象征。其上的每一道刻痕，都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每一个残存的古字，都在诉说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它穿越战火与时光，静立于故宫的殿堂，提醒着后人：守护文明根脉，即是守护民族的灵魂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