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早期御瓷比雍正差？

　　清朝康、雍、乾三代是中国陶瓷发展的鼎盛期，集历代古瓷工艺之大成，而三代中又以雍正朝为顶峰，到了乾隆朝初期则略有下降的趋势，那原因何在呢?我们先从被誉为“瓷中皇后”的画珐琅瓷中，探寻其内在的根源。有人说，这与雍正帝对官窑瓷烧制的亲力亲为有关，这只说到了很小的一部分，因为乾隆爷对官窑器烧造的重视程度也是事必躬亲的。我们从清宫档案不难找到此类记载：乾隆六年四月十二日唐英被责问“烧造上色之瓷器甚糙，釉水不好，瓷器内亦有破的，著怡亲王寄自唐英。”足见乾隆帝对御窑瓷的烧造过问亦十分细致，连上色和釉水都点到了。那为什么烧制出来的作品仍不及雍正时?以珐琅彩为例，雍正时画珐琅的画师都是当时风靡画坛的一流高手，如戴恒、唐岱、贺金坤、汤振基、邹文玉等，因此使绘在瓷胎上的画达到了蝶有绒毛，花含露珠之精绝。而乾隆时，这些高手竟移作他用，倒不是将这些宫廷画师贬谪了，而是将他们纷纷提升，以致“乾隆元年四月十四日，催总默参峨为画珐琅人不足用，另欲将画珐琅画人张维奇情商进内当差，照例行取钱粮，每月工含银五两，二八月衣服银十八两，回明内大臣海望，监察御史沈瑜，员外郎三音保准行。钦此。”乾隆元年不但画珐琅缺人，在烧珐琅方面也换了新人：“乾隆元年三月十七日，首领吴书来说，乾清宫苏培盛、交小太监何德祿、王成祥、杨如福、魏青奇四名，传旨，着给珐琅作，与烧珐琅。钦此。”可见竟然将这些小太监也用上了，其烧制质量自然不能与雍正时同日而语。

　　乾隆下这样的御旨，是提升原班画珐琅画师后，突然发现画珐琅人缺了，故立即下旨着内务府招新人补充，在他看来仿佛画珐琅器不必非要全国一流的宫廷画师，只要有相当高超的水平即可。而事实上，如此一调换，直接造成瓷胎画珐琅器的水平下降。我们可以从瓶碗上看出，雍、乾之间珐琅器上绘画水平的高低差异。比如同样画奇石，雍正的宫廷画师运用国画的皴法和细笔勾勒，精细地表现出奇石的立体效果，而乾隆时的画师，只是将笔由山顶整片深抹下来，甚至用石青色简单地分出些浓淡而已。就是在诗词的钤印上，乾隆时也不及雍正时讲究，多用红彩代替了红料。一对比，立分高下。另外，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雍正时，珐琅彩瓷是先由景德镇烧好素胎后运京中，交由造办处，等宫廷画师绘成后，送如意宫，怡亲王府和颐和园小窑烧制而成。加之雍正帝亲自参与，任何人不敢草率为之。到了乾隆时，宫中珐琅彩瓷移交景德镇烧制完成。清宫档案中有记载“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太监高玉交瓷器一百七十四件，传旨交与烧造瓷器处唐英……再五彩珐琅瓷五寸瓷碟一件，五彩珐琅暗八仙瓷碗一件收小些也烧造。”

　　弹劾追责之下乾隆御瓷又有惊世之作

　　移交景德镇，交唐英督烧，照例质量也不会下降多少。唐英艺术素养非常高，既是个绘画能手，又是制瓷高人，有学者说他是因为由员升为官后志得意满，业务上松懈所致，此观点值得商榷。因唐英在乾隆七年曾上书要朝廷免去其“九江关务”一职，希望自己专职督烧御窑，足见他并非将官职看得很重，骄怠一说经不起推敲!他一再遭到乾隆的查问，如前面所述的色和釉的问责外，同月又被更严厉的追查，“唐英钦奉硃批，不但去年，数年以来，所烧造者远逊雍正年间所烧造，且汝从未奏销。旨到可将雍正十一、十二、十三年等，所费几何?所得几何?乾隆元年至五年所费几何，所得几何?——查明造册奏阅备查，仍缮清单奏闻。”　　用词之严厉快到弹劾追责的程度了。其实唐英哪敢懈怠?他做事历来谨小慎微，克勤克俭，这主要是由于御窑厂协造一职屡屡更换之故，而更为主要的原因，此时唐英主抓税务，陶务竟然为次了，一年只去景德镇两次。自己不能自始至终亲历其间，质量上出现问题是很正常的。唐英再有能耐，靠遥向指挥必然不如心意。加之具体掌管烧造的人，即工厂的厂长一职，无固定人员，运作自然松懈，产品质量必定无法保证。皇帝的追责，唐英何敢申辩，只好强吞苦涩，直到乾隆六年十二月，一个名为老格的督窑员继承协造一职后，情况才有了改观。所以，乾隆八年之前的御瓷无论从形制或纹饰基本都参照雍正时的产品，少有创新之作，直到从乾隆八年至乾隆二十年唐英退休，在老格和另一帮手六十三的共同努力下，又创造出了很多惊世之作!将景德镇的官窑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被《饮流者说瓷》中提到的落“古月轩”款的珐琅彩瓷应该是乾隆八年后唐英、老格、六十三合力研烧的精品，不输给雍正时的瓷胎画珐琅器。

　　以上是乾隆早期御窑质量不及雍正朝的种种原因所在。至于现在坊间流传的一些落有“乾隆年製”和“雍正年製”底款的珐琅彩瓷大多是民国时期所仿，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出口创汇也仿了一些，近十几年景德镇新仿的更多，但仿品和雍乾时的真品比，除了珐琅料的质的区别外，主要是画工远远到不了雍正时的水平，具体就不在此文中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