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拙文《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在过年这个敏感的时间点，通过微信获得了广泛传播，并引发了一场乡村和城市命运的大讨论。现在回想起来，这篇文章的出现并非偶然，乡村沉重的现实所勾连的无数生存场景，连带各种社会问题，早已沉淀在很多人心中，农村发展的前景，更让我们关注和揪心。促成我捉笔的动力，除了情感的触动，更直接的因由是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担心。

　　我离开农村外出求学已经二十余年，和我同龄的孩子，童年时期几乎很少离开父母身边，就算放在祖辈那儿寄养，也总是很容易见到父母。但比我年龄小十岁左右的亲人，大多都有留守儿童的经历，如今他们都已长大成人。关于留守儿童的话题，或许多数人还停留在童年的成长阶段，纠缠于是否应该在城市为他们提供方便的求学机会。然而，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成长起来，已经为人父母，并且将延续父母的命运，制造第二代留守儿童，换言之，留守儿童的成长，并没有在各类并未达成共识的争论中停止，他们作为鲜活的个体，必然在现实处境中长大成人。当意识到这种“命定的轮回”很难通过个体的努力改变时，那种家庭遭遇和时代之间无法割舍的关联，让我迫不及待地想通过个体命运的梳理，来廓清这一沉默而刺眼群体的来路和去向。

　　因为，我无法回避，一个时代最核心的命题是青年问题和未来走向，农村孩构成中国青年问题的重要维度。从这个层面而言，留守儿童的话题，根本就不是农村问题的子问题，而是直指中国未来的走向和一代青年的命运。在现代化的洪流中，他们毫无疑问是社会阶层中的失势者和弱势者，如果无视他们所遭遇的结构性困境，那所有的既得利益者必将与之共同承受灾难性后果。

　　我由此想到我丈夫的命运。在最贫穷的家庭遭遇中，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出乡村，摆脱了作为一个本分的农村人命定的悲苦命运，到城里觅得一席之地，过上安稳的生活，也获得了“凤凰男”的身份。尽管在今天的语境中，“凤凰男”的概念带着成功学意义上的浅薄气息，能轻易实现对一个群体的定义——他们是整个家庭中最为光鲜的个体，任由城市的眼光打量、猎奇和挑剔，承载着乡村精英群体背后的多方较量，并最终落实到婚恋这个最世俗的层面，在各类细针密缝的情节推进中，在剥夺掉“凤凰男”的自尊后，一次次将城乡阶层分化的现实裸露得一丝不挂。近期被话语狂欢消费的“上海姑娘年夜饭”事件，无论真假，不过都是这一群体现实逻辑推演下的必然结局。我由此想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想到田晓霞和孙少平之间的爱情。仅仅30年的时光，同样是“孔雀女”和“凤凰男”的标配，为何今天的孙少平已经越来越体面，仅仅因为一顿年夜饭，一段毫不传奇的爱情在当下的传媒语境中，竟悄然变成一种奢望，再也闻不到一丝一毫与爱情本身相关的气息？那些真正刺痛农村人神经，真正让上海姑娘听从内心召唤拂袖而去的真相，果真是那顿城乡日常图景中极为平常的晚餐？

　　在我的经验世界中，真正令我担心的是，我的丈夫尚且能获得“凤凰男”的命运转机，而更多的如他一般出身的农村孩子，在现有的语境下，经过“留守儿童”的历练，已经很难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至少我的侄子、侄女就没有这种突围的可能。今天，很多的人带着旁观者的心态，在各类理论的壮胆下，讥笑和嘲讽“凤凰男”的种种尴尬和不堪，明天，我担心故事的主角之一——“凤凰男”，变成一个让人陌生的词汇，因为留守儿童变为“凤凰男”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小。

　　众所周知，高考几乎是乡村青年“突围”的唯一渠道。在乡村，教育资源所能保证的现实目标也仅仅是考上大学。但我们都知道，考上大学只是故事的开端，考上什么样的大学，考上大学以后怎么办？这才是真正尖锐的部分。在我任教的大学中，接触的学生大部分是农村孩子，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有留守儿童的经历，可以说，在中国6000万留守儿童的大军中，他们算是突围效果最好的一群。但突围以后的结局，并非光鲜无比，我的学生很多直接沦为“蚁族”中的一员。

　　青年问题，在近十年的社会转型中，已经变成越来越难以回避，也越来越重要的问题。说到底，农村的问题之所以重要和令人揪心，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根本就承受不起城乡撕裂的代价，也承受不起农村青年上升通道堵塞的后果。但愿更多的人将注意力对准“凤凰男”后，能够留意到，农村孩子变为这一身份的可能已经越来越小。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不论是既得利益群体，还是国家政策，甚至是个体的知识分子，都应该立足现实，从件件具体而微的小事做起，以实际行动弥合社会的裂缝，为更多处于困境中的孩子提供成长的通道。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