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岳阳张谷英村。张安蒙曾说：“我发现了她，却害了她。” CFP供图
寻访古村落的热潮，似乎可以追溯到1989年湖南岳阳张谷英村的发现。这个村庄的发现者，是张安蒙和她所在的摄制组。尔后，张安蒙选择了独自一人寻访、发现、宣传和保护古村落的道路。
在新中国的鞭炮声中，张安蒙出生于上海。上个月，她刚刚度过了自己65岁生日。张安蒙自称是一个“要往前冲”的人。在她心中，古村落是一本穷尽一生都读不完的书。
已逝的中国古建泰斗、中国文物研究所原所长罗哲文曾这样评价张安蒙：“无品官做有品事。”不少场合，她还被称为“中国第一女村民”。而在保护古建筑的圈子里，则流传着“北有冯骥才，南有张安蒙”的说法。
最初发现张谷英村时，张安蒙就提出了以旅游开发来保护古村落的理念。然而，在实践过程中，这个理念变得越来越复杂。她看得清楚，很多时候却无能为力。
2002年，张安蒙发起成立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并担任副主任兼秘书长。这位会向着百年古树深深作揖的上海知青说，她只能尽力做好自己能做的事。
屋脊与根
发现张谷英村时，张安蒙38岁。当时，她早已结束了下乡知青生涯，返回上海，做着电视编导的工作。她和丈夫感情很好，儿子学业优秀。
在1989年拍摄大型电视专题片《蓬勃发展的中国村镇建设》的过程中，张安蒙和她所在的摄制组，非常偶然地发现了张谷英村。
“一开始我只是好奇。因为以我的乡村经历，我没看到过张谷英这样的村落。当时我们整个摄制组的人都非常激动。”张安蒙对法治周末记者回忆道。
在张安蒙的记忆中，头一次开车进入张谷英村，“真的能够感受到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
“穿过一层山脉，还有一层。中间有一块儿小平原，这一定是经过了许多年，一代一代修理出来的。当时我感觉有一种东西在，现在看来，就是传统文化，就是我们的根。”
从此，张安蒙对这些古老的村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加之记者的职业特点，她开始对张谷英村刨根问底：“这个村子难道没有经历过什么历史事件？也有啊，可为什么还能保留这些呢？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力量？”
彼时，改革开放刚过十年，国家从阶级论中走了出来，古村落的概念却尚未产生。
“今天我们理解古村落，是从民族和历史文化的概念出发，而不是阶级论。如果用阶级论的概念，很多建筑就是地主豪宅，是剥削来的，就该拆掉。”张安蒙道。
直到1998年，古村落的消息开始见诸报端。“看我报纸上的豆腐块儿文章，我就想，报纸上报道了几个，全国究竟还有多少呢？”
于是，张安蒙重新出发，开始了寻访古村落之旅。她惊奇地发现，在全国范围内，一定数量的古村落，静默于后人身边。
“我拍了一个中国古村落的电视系列片，只有13集，比较粗浅。”张安蒙说，当时她想把片子命名为《屋脊与根》，因为“屋脊代表最高的建筑构件，根就是传统文化”。但为了便于观众理解，1999年播出时，片名更改为《中国古村落》。
2009年，“屋脊与根”成为张安蒙编著的《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纪实》一书的书名。
旅游开发愈演愈复杂
在中华山水中沉寂了几百年的古村落终于被后人发现。然而，怎样对其进行利用和保护呢？
发现张谷英村之后，张安蒙曾致信当地人大。“这个村离岳阳市仅仅八十公里，如果把这个村保护好、开发好，两点一线连起来，就是一条珠联璧合的旅游线路。”
“20年前，人们的意识比较单纯，我提旅游，只是想让大家都认识张谷英村。现在，我就不敢说搞旅游开发了。”张安蒙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事实上，旅游确实是让古村落的价值发挥、体现、并且让社会去认知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和手段。”
1991年，岳阳市建委举办了“张谷英古建筑群考察新闻报告会”，不少中层领导都参加并给予了很大支持。
然而，张谷英村后来的发展却并不太尽如人意。
2014年4月，有媒体报道：自1992年以来，张谷英村的开发已经三易其主。在人们对这个古老的村庄一轮轮的开发热情中，政府、村民、开发商始终没有找到最佳的共赢模式，“违章搭建、盲目建设破坏了村落景观和人文内涵，大量的村民被迁了出来，大屋里常年居住的村民越来越少，溪水断流、垃圾成患”。
村民和开发商之间闹得激烈时，前者将摩托车横在检票口。原因很简单：开发商来了，村民感觉从开发商投资中获益甚少，于是从期待开发转为“拆台”。
“我当时(搞旅游开发)这句话说得很轻松，但后来给张谷英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有积极的，也有很多负面的。”张安蒙说。
旅游大开发随之而来，旅游开发这个概念本身，也被愈发演绎得复杂了。
“开发讲究经济利益，保护更多是针对文化，这当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没有被提出来——你的动因是什么？宗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最终的落脚点又在哪里？落脚在开发，你一定追求经济效益的。在保护中发展，在开发中保护，这两者完全是不一样的。”她说。
亲历古村落开发二十年，和许多古村落保护者一样，张安蒙同样对旅游开发感到痛心。
“我认为，旅游开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审美观，一个是GDP。把城市景观搬到乡村，让乡村公园化，这是审美观造成的；旅游开发就会大兴土木，GDP随之而来。古村落开发中，最大的两个问题，就是大拆大建、涂脂抹粉。”
问题的解决，张安蒙认为，尚需等待国民、尤其是开发者和决策者审美素质的提升。
“古村落的公共活动空间，其实是非常富有魅力的，不该给她画蛇添足。但只有当国民素质，包括审美情趣，普遍到了一定的高度时，这些问题你不喊，他也不会这么干了，他会不忍心的。”她说。
不给古村落“做加法”
“与其他普通村庄一样，古村落同样是一个自然村，一个行政村，她们接受了建国以来所有一切的政治运动、政策以及管理模式。拨乱反正时期，恢复经济是我国的头等大事，文化被忽视。这是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张安蒙说。
而等到古村落的文化价值被发掘出来时，更多人看到的，还是商机。
“搭边的、不搭边的，都凑到一起了。”她说。
进入新世纪，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古村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村民的离去、土地的荒废、城镇化建设、房地产、乡村工业、高速公路……经济发展推动着时代齿轮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运转。刚被发现的古村落，可能转眼就会被推向一条“改头换面”的不归路。
在这种形势下，张安蒙发起并成立了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我希望全社会、甚至全世界的人，都能认识古村落。”
这个挂靠在中国国土经济学会下的专业委员会，定位“公益”。包括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朱光亚、同济大学教授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阮仪三等在内的诸位古村落和古建筑专家，构成了足够分量的专家团队。
在委员会成立第三年，张安蒙得知了丈夫患癌的消息。
每次寻访古村落回到上海，张安蒙总能在车站或机场看到丈夫高大的身影。她也不止一次想象过，能够在丈夫退休后，带他一起到自己走过的古村落去走一走，然而终成遗憾。
如此大的打击并没有终止她与古村落的情缘。
2006年，委员会推出“景观村落”的概念，“中国景观村落”评选活动应运而生。发起这个活动的初衷，张安蒙称是“害怕古村落被毁掉”。
“古村落，大家关心是好事，但真正的保护和改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如今，面对乱象，张安蒙心平气和。对于古村落应当怎样去保护，她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一个拾荒者，当你洗去他的蓬头垢面，换掉他的破烂衣服，肯定不是你最早看到的那个拾荒者。这样做有合理性。仅仅把整洁搞一下，穿她该穿的衣服，就不会走样。古村落，千万不要给她‘做加法’。即使要做，最多是把她曾经失去的，挑选有必要的，修建起来。”
寻访古村落仍在继续
对于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张安蒙的基本定位是“把握社会与时代脉搏，以调研与传播为主”。
“2014年12月，我们刚开过年度会议。我们还是认为，要把调研作为第一位。”张安蒙对法治周末记者说，“调研的命题，还是我二十年前提出的，古村落为什么能活到今天？其生命力的背后，是什么东西在支撑？”
与冯骥才一样，张安蒙亦关注古村落的量化统计。但她认为，现在古村落的普查工作尚未做完，很难量化。
寻访古村落，十多年前只能顺藤摸瓜。如今，信息方便快捷，面对诸多线索，不得不按照一定标准，进行时间上的先后排序。
“发现一个，我们就开始传播；寻访时就拍片子。如果还不足以反映问题，就搞研讨会。贯穿始终的，就是把古村落的价值告诉社会，让人们去认识她的美。”张安蒙道。
对于可预见的未来，张安蒙清晰地列出两大可操作的任务。“我们去过一百多个村，数百个村是有资料的。我们还要继续走，考察与发现更多。第二个任务，是我们对古村落的价值作了一些归纳，希望相关书籍能够出版。”
然而，仅仅作为古村落的发掘者、推广者和呼吁者，许多地方决策，张安蒙与“人力、物力、财力受到极大局限”的委员会，都无能为力。
但民间的努力还是起了些作用。“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唤醒了村民、唤醒了干部。没有我们，也可能会有今天这样的形势，但我们确实是从无人关注时就在做着唤醒社会的事情。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而是民间社会的力量。”
2015年2月，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将会召开一次委员会会议。张安蒙准备将秘书长的位置交给新人，让队伍更加壮大。
“我觉得，政府对民间社团组织的支持和开放的力度还是不够。严格的管理和控制，我不反对；但我觉得应该有所甄别。现在也听说国家下拨专款，但我们并不知道应该寻找哪条途径去对接。”张安蒙对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对于母亲二十多年如一日所痴迷的古村落事业，张安蒙远在欧洲生活多年的儿子曾一度认为是“保守的”。
“我儿子很有思想，但他的思想和我不在一个脉系上。”张安蒙说，“保守这个词，从前是落后消极的，但现在来看，我觉得不是。守望和走出去，只是不同的方式而已。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丰富，必然有一部分人是盗火的，一部分人是耕耘的。”(记者 高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