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杜洁芳

　　1月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杂志社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北京举行。来自北京、甘肃、云南、西藏、陕西、山西、内蒙古、贵州等省市区的文物考古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博物馆和有关出版单位的专家学者共200余人参加了此次论坛。

　　论坛重点评选出2014年6项重大考古发现，它们分别是：甘肃肃北县马鬃山玉矿遗址、云南祥云县大波那墓地、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贵州遵义市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

　　据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创始于2002年，已成功举办13次。此次评选出的6项考古新发现，是由论坛评审委员会从全国各省区考古机构推荐的数10项2014年全国最新考古发现中经过严格遴选产生的。与会专家表示，虽然2014年对于考古界来说算是“小年”，但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边疆考古成绩斐然

　　综观此次入选的6项考古发现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属于边疆考古。不管是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还是贵州遵义市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从广袤的北部草原到西南边陲，边疆考古再次凸显出独特的魅力。叱咤风云的成吉思汗之前蒙古族的历史究竟是什么样，他们到底起源于哪里？呼伦贝尔草原早期生活的部落，除了鲜卑、契丹之外，有多少人了解蒙兀室韦？广袤无垠的呼伦贝尔草原留给我们太多遐想的空间，很多未知领域等待我们去发现。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的发掘为早期蒙古族的研究提供了诸多线索。独木棺、箭囊、珠饰等的发现都使考古学者推测该墓葬群为公元8世纪至10世纪室韦人的遗存。而且该墓地出土的古人颅型普遍具有较圆、较低且阔的特征，这可以看出，与现代分布在蒙古国及我国内蒙古地区的北亚蒙古人种中央亚细亚类型居民的颅型特征最为接近。这些都为呼伦贝尔草原作为蒙古族源地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贵州遵义市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的发现同样令人欣喜。中国的土司制度是历史上封建王朝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首领的笼络政策。从元朝开始，管理制度更为严格，明朝则进一步完善，清代大量改为流官制，土司制度几近瓦解。据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统计，从西北、西南至华南，全国先后出现的土司数量是2569家。而在所有的西南土司中，以海龙囤为代表的播州杨氏土司为最大。但是那个统治了700余年的杨氏家族墓地在哪里？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2014年，贵州遵义市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的发掘，为我们揭开了这一家族的尘封历史。杨氏家族9座墓的发现反映了杨氏从宋代封建领主到元明土司的演变过程，对我们了解土司及其丧葬制度有着重要意义。

　　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齐头并进

　　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因经多次盗掘，很多壁画已不完整，但留存下来的仍有不少精品。如《狩猎图》是我国现存墓葬壁画中最长的一幅。在整个考古发掘工作中，壁画保护成为工作的重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庆捷说，因为该壁画墓出土的壁画较多，为了在发掘过程中对壁画进行有效保护，考古人员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可以说，此次发掘的重头戏在壁画保护上，工作量非常大。” 张庆捷感慨地说，“有不少壁画已经被盗揭一部分，有的残损，有的出现诸多病害。这些都需要在发掘的过程中做相应的处理。”

　　科技手段应用普遍

　　云南祥云县大波那墓地经1964年、1977年和2008年先后3次考古发掘，曾以出土大波那铜棺引起关注。2014年再次发掘又有新发现，其中西区居住遗址中的干栏式建筑房址为了解当时族群有着重大的意义。考古人员认为，它至少可以证明居住在此地的人与铜棺的主人应为同族人。据考古人员介绍，此次发掘中运用最广泛的是数字化技术。整个考古工作中采用各种科技手段对出土文物进行了保护，如遮阴网遮盖探坑、塑料薄膜遮盖墓道、棉毯覆盖棺椁保湿等技术，为后期墓地的研究保护和展示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和贵州遵义市新蒲播州杨氏土司墓地都运用了实验室考古的手段。据岗嘎墓地发掘领队刘国祥说：“只要是发掘出土的木制葬具我们全部运回实验室进行深入研究，这是一次新的尝试。如果不做实验室考古，很多信息被遗失在田野中了。”贵州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说：“在杨氏土司墓的发掘过程中，因为有的棺木严重腐烂只剩漆皮以及器物情况复杂且破损严重，为了信息资料提取的完整、系统性和确保对出土文物的提取和保护，所以采取了实验室考古的形式。”

　　来源：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