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文学奖得主克莱齐奥：要对东西方这种黑白分明的定义持怀疑态度

“东方与西方让我们对这种黑白分明的定义保持怀疑态度，更要怀疑二元的对立。”12月9日，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Jean-Marie在由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主办的2018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表示，“傲慢的欧洲人近年来开始相信，理论和逻辑是属于西方文化的信念，而东方文化更加的敏感，更加的感伤。这种偏见会让人相信，在东方国家对暴政的屈服是不可避免的。”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Jean-Marie

针对这种偏见，Jean-Marie引用了孔子的一个回答，“公元前六世纪的时候他就提出了这种观点，当时有门徒问他，治理国家是否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先师回答，要服从国王的命令。然后门徒又问，有没有一句话可以摧毁一个国家呢？孔子回答，国王永远是对的。这种对权力的大胆批判，证明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可以与苏格拉底等希腊哲学家的道德力量相提并论。”

在发言最后，Jean-Marie表示，在我们这个不断发展的变化当中，中国有一个角色要扮演，它应该是文明的模式，是对当代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社会来说更是这样的一种文明的模式。中国特别重视平衡和和谐这样的理念，中国曾经经历过各国的战乱，也经历过殖民主义，而且实际上中国的革命事业也没有完全颠覆中国传统的理念和价值观，它保留了自己文化、文学和艺术方面的延续性。中国的艺术特别重视普适性，使得我们的读者更好的理解人文主义的精神。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由于过度的技术的侵入，有可能分崩瓦解，人文主义就显得更为的重要。

以下为发言实录：

董强：欢迎大家来到三亚文化艺术论坛，这个论坛近几年发展的非常不错，已经成为财经论坛当中一颗非常珍贵的明珠，因为大家这几天听到的都是涉及到财经、社会方面的探讨，文化和艺术论坛，我们专门来探讨一些我们关注的文化问题。近几年来很多国际上以及国内知名的文化学者、知名的文化界人士都来到了这里进行演讲或者讨论，我是北京大学的法语系主任董强，今年是我第四次来主持论坛，感谢论坛组织方对我的信任，也感谢在场重视的听众对这届文化论坛的支持。

这届文化论坛非常独特，可以说达到了这几年来的高峰，因为我们有幸邀请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Jean-Marie先生。出席本次文化论坛的还有几位重要的嘉宾，宋纪蓉女士是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周岭是电视剧《红楼梦》的编剧，何怀宏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Enrico是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全球研究员、北大教授。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东西方之间文化的交融。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百多年来，自从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一直都关注的一个话题，所以我现在隆重的请出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法国文学家、作家Jean-Marie先生给大家作主题演讲，有请。

Jean-Marie：你好，东方与西方让我们对这种黑白分明的定义保持怀疑态度，更要怀疑二元的对立，比如善与恶、真与假、真实与虚幻，对人性有很深了解的王尔德曾经说过，我们不应该把善与恶放在一起对比，我们应该对比迷人和乏味。

东方和西方的区分就是我们应该怀疑的定义，伽利略告诉我们地球是圆的，我们总是在某个地方的东边和西边，当我处在洛杉矶的时候，我同时在纽约西边，也在夏威夷东边。你可能会反驳，东西方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区别，从历史上来看，这种区分实际是曾经有意义的。比如说罗马帝国在灾难统治后，将首都牵到了基督教世界的另一边，也就是君士坦丁堡。当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开始征服海洋时，一位基督教的教宗亚历山大六世，不得不在大西洋划一条假想线，西边属于西班牙人，东边属于葡萄牙人。这样的话，北美和新西班牙和秘鲁会讲西班牙语，而线的另一半，巴西人、印度尼西亚人和一部分中国人会讲西班牙语。当年的世界划分多么简单，而今天就不同了。

赛义德曾经写过一部极有影响力的书，名为《东方主义》，这本书可能是现代政治文化理解和外交的缩影。在书中，赛义德并没有试图分析出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后来将这种对立叫做我们和他者，赛义德只是简单的列出了东方这个词的各种起源，以及自欧洲中世纪末以来一直使用东方这个概念的方式，以证明确实存在东方这样的概念，它是欧洲长久以来偏见和种族主义的起源。比如十四军东征，比如浪漫主义的诗歌，比如雨果的东方集，比如欧美政治的外交，其中包括土耳其战争，也包括对伊拉克的入侵。

当然了，你可能说一个人他生活在伦敦，他肯定和北京、和西安的人会不一样，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区分东方和西方呢？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的犹太人夏洛克恳求中讽刺了这种简化，夏洛克说如果你刺伤我们我们不会流血吗？如果你对我们作恶我们不会报仇吗？毕竟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有共同点，不管他们在哪里，当电视上播放美国军队在伊拉克的反恐战争的时候，我的祖国毛里求斯的一些人对盟军轰炸的平民外貌感到非常惊讶，他们说这些人看起来跟我们一样呀。这群人非常的天真，他们被布什政府的邪恶轴心所谢娜，他们看到外星人也是人的时候很吃惊。

东方这个概念对欧洲人来说一直是一个谜，让人觉得欣慰的是反之亦然，东方人也觉得西方是一个谜。伟大的忽必烈，也就是北京城的创始始建人，他当时对基督教非常有兴趣，他想找几个那些来自偏远国家的人对他解释一下基督教是怎么回事，所以他派人到欧洲请一位特使来中国，在威尼斯，可汗的下人说服了一位商人的儿子来中国，这位男孩的名字就是马可波罗。马可波罗在北京待了很多年，给忽必烈讲了很多关于耶稣和玛丽亚教义和神迹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当时忽必烈是怎么想的，我们只知道他不相信基督教的上帝比他自己的天神更优越。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也希望与威尼斯和西方建立商业关系，这就加速了中国和欧洲的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发展。在多年旅行之后，马可波罗回到了意大利，凭记忆写出了精彩的《马可波罗游记》，他同时也改变了意大利的饮食，其中包括发明了意大利的馄钝和意大利面。

我们可以说，当年真是好时光，因为人的思想对所有新事物开放，不仅仅是食物和技术，还包括知识和哲学的思想。神话也会传播。对东方另一位编年史家是英国的履行家威翰，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去过中国，但是他读过《山海经》，书中描绘了中国上古的诸多神话和传说，曼德威尔误认为这些都是真的，所以在他的笔下，世界另一边的人长得比如说半人半狗，还存在一些巨大的蟒蛇能够吞食大象。奇怪的是现代性却限制了知识在世界的传播，我们发明了一个东方的概念，与欧洲以及美国，因为美国现在也是所谓的西方了，这与欧洲全方位的不同，正是这个概念导致了西方对东方的偏见和误解，一位伟大的法国领导人居然称东方是复杂的地方，为什么东方就比法国和德国更复杂？中国的行为准则、日本的哲学、泰国的传统和美食都与西方不同，但是他们比我们更复杂呢?

生活方式因国家而异，在中国说话时不应该盯着别人的眼睛看，在日本发言只能对事不对人，在英格兰也是如此，在韩国公共场合触摸自己的鼻子是非常粗鲁的，在亚洲的很多地方不能在街上亲吻某人，男女之间就更不能了，握手最好也避免。这些都是我们的习俗，世界各地都不同，我们能分出是东方和西方吗？

所谓的哲学，我们看到东方哲学的伯拉图慈悲的理念与耶稣的基督教义非常象素，相同的时代，中国也有一位哲学家墨子。顺便说一下，墨子多才多艺，他不仅思考哲学，同时还发明了战争的机器，并且发明了历史上的第一个暗房，这为后来的摄影奠定了基础，2500年后达芬奇才建立了世界上第二个暗房。

自然一直是所谓东方文明的中心，这种理念可能通过西班牙的阿拉伯文化浪潮影响了欧洲，然而我们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基督教的观点除了阿西西这样的神秘主义者观点之外，神经认为自然应该完全沉浮于人类，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和秘鲁时，不仅摧毁了印第安帝国，还摧毁了人与自然的平衡。东方文明的优点之一是中国、日本、南亚都重视自然与人之间的平衡，不同的行为可能是因为来自不同的信仰。在印度，尊重自然是(费脱经)规定的，在中国主要是受道教和大乘佛教的影响。

傲慢的欧洲人近年来开始相信，理论和逻辑是属于西方文化的信念，而东方文化更加的敏感，更加的感伤。这种偏见会让人相信，在东方国家对暴政的屈服是不可避免的。针对这种偏见，我要引用哲学家孔子非常大胆的一个回答，这是公元前六世纪的时候他就提出了这种观点，当时有门徒问他，治理国家是否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先师回答，要服从国王的命令。然后门徒又问，有没有一句话可以摧毁一个国家呢？孔子回答，国王永远是对的。这种对权力的大胆批判，证明了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可以与苏格拉底等希腊哲学家的道德力量相提并论。

作为一名作家，我其实是特别强调一定要用这种文学艺术来澄清我们的思想，文学包括诗歌、小说、戏剧，当然是一个个人身份的强烈的表达，它植根于文化的历史、语言以及最重要的是关于人类的内在信念，但是它不能被视为一种表达民族主义的复杂的方式。文学真正的使命在于它的普适性，这意味着中国的读者有可能与有史以来最具西班牙特色的小说《唐吉可德》产生共鸣，同样，法国读者也可能充分理解老舍的《四世同堂》这样一本作品，虽然他自己从来没有生活在北京古老的胡同。

两位差不多生活在同时期的作家，他们的作品证明文学具有普适性，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例子，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但却通过自己的作品描绘出同一个时代两个不同的社会图景。还有曹雪芹和他伟大的名著《红楼梦》，还有萨克雷和他精彩振奋的小说《名利场》也是同样的例子。文学对于一个国家的现实和身份的描绘，能够加深我们对人性的认识。无论是来自东方还是西方，都能够让读者有机会去领略人类普适的冒险经历。

在我们这个不断发展的变化当中，中国有一个角色要扮演，而且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像之前的发言就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充分的阐述，所以我认为中国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中国应该是文明的模式，是对当代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社会来说更是这样的一种文明的模式，中国特别重视平衡和和谐这样的理念，中国曾经经历过各国的战乱，也经历过殖民主义，而且实际上中国的革命事业也没有完全颠覆中国传统的理念和价值观，它保留了自己文化、文学和艺术方面的延续性。那么艺术和现实之间是有联系的，像杜甫在六世纪的一些作品当中就体现出了这样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还有鲁迅和老舍这样的作家，包括莫言这样的作家，他们可以说和自己的村庄、和自己的故土都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中国的艺术特别重视普适性，使得我们的读者更好的理解人文主义的精神。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由于过度的技术的侵入，有可能分崩瓦解，人文主义就显得更为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