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材是大自然最伟大的馈赠之一，在“异木论”中，曹昭虽然没有阐释木材之德，但从其著书缘由以及行文中，亦不难想见这位博物君子的高风亮节。曹昭著书，是因为担忧“习清事古”的人们面对浩繁古物心中繁杂，找不到门径，所以“析门分类”、“书而成篇”，写了《格古要论》。木材之德，不在字里行间，也在其功夫之诗外。

　　中国文物鉴赏的书，最著名的当数《格古要论》，作者曹昭。曹昭是元末明初人，主要生活于明朝洪武年间，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著成《格古要论》。这本书历来为方家重视，传承不息，是鉴赏古琴、书画、碑帖、陶瓷、漆器等古代文物的最重要典籍之一。《格古要论》成书后68年——明朝景泰七年(1456年)，江西人王佐在原书的基础上又增补许多内容，依然名为《格古要论》，后人为了将其与曹昭的《格古要论》分别，又名为《新增格古要论》。

　　博物君子之曹昭与王佐

　　王佐是江西吉水人，生卒年不详，明朝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进士，后担任过刑部主事、刑部外郎等职，以为人勤勉谨慎闻名朝野。据记载，王佐“读书学圣贤之道”非常用功，“不以小成自足”，有一股探根究底的钻研精神。他身为官员，对古物的所见所闻自然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这就为他增补《格古要论》准备了良好的物质和精神条件。

　　古人做学问很谦卑。王佐增补《格古要论》，增补的内容很多，但他不掠美，说他只是增加了一些曹昭忽略的内容，重新编排了曹昭原书中的顺序而已(例如把古琴的内容移到了开头)，书的内容还是关于古玩器物的鉴赏，因此书名还是叫做《格古要论》。王佐只在新书中加了一段“新增凡例”，说明了自己增补的原因。而至于书的签名，也就是作者问题，古代学人是不在乎的，他们只在乎书好不好，值不值得写，值不值得印，而不在乎著作权属于谁，名声广不广的问题。因此，《格古要论》有两本，一本是曹昭原著，一本是王佐新增。王佐新增包含了曹昭原著，所以我们现在只要读名为《新增格古要论》的这本就可以了。

　　再来看曹昭这个人。他的生卒年也不可考，也是敏而好古，对古玩器物极感兴趣，并且治学严谨，孜孜不倦。在《格古要论》自序中，曹昭这样写道：

　　先生真隐处士，平生好古博雅，素蓄古法书、名画、古琴、旧砚、彝鼎、尊壶之属，置之斋阁，以为珍玩。其售之者，往来尤多。予自幼性亦嗜之，侍于先子之侧，凡见一物，必遍阅图谱，究其来历，格其优劣，别其是非而后已。迨今老尤弗怠，特患其弗精耳。尝见近世纨绔子弟，习清事古者亦有之，惜其心虽爱，而目未之识矣。因取古铜器、书法、异物，分其高下，辨其真赝，正其要略，书而成篇，析门分类，目之曰《格古要论》，以示世之好事者。

　　这里的“先生”是指曹昭的父亲，是个饱学之士，好古博雅，曹昭受他影响，自幼嗜古好文，后来将一生年华奉献在这件事情上。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辨明文物的精粗真伪。《格古要论》被收入《四库全书》，收入缘由是：“(《格古要论》)於古今名古今名玩器具真赝优劣之解，皆能剖析纤微。又谙悉典故，一切源流本末，无不厘然，故其书颇为赏鉴家所重。”

　　曹昭与王佐两人，都是好学的博物君子，其所著《格古要论》，已成为我国鉴赏、收藏古物名物的必备工具书，对于保护文物，有着非常重大的贡献。

　　古琴之“五不弹”

　　《格古要论》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篇章，应该是“古琴论”。原本曹昭并没有把这个篇章放在书首，而是代之以“古铜器论”，王佐增补的时候，认为“物莫古于琴书，在学者所当先务”，所以把“古琴论”移到开篇。“古琴论”论及古琴样式，曹昭说：“古琴惟有孔子、列子二样琴合古制。若太平古琴，以一段木为之;近有云和样者，其样不一，皆非古制也。”同时，“古琴论”中一条“琴有五不弹”的内容，说得非常精彩：“疾风甚雨不弹。廛市不弹。对俗子不弹。不坐不弹。不衣冠不弹。(右五者，所以尊圣道而尽琴之理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古琴论”中还记载了一条古琴桌的作法：“琴桌须用维摩样，高二尺八寸，此样一有可入漆于桌下。可容三琴，长过琴一尺许。桌面用郭公甎最佳，玛瑙石、南阳石、永石尤佳。如用木桌，须用坚木，厚一寸许好，再三加灰漆，以黑光为妙。”

　　我国自宋代始，逐渐形成一股研究古玩器物的博古之风。写古琴最著名的要数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录》，论及古琴之材、色、音、制、境诸般，非常详细。曹昭《格古要论》的特点，便在于详细论及古琴桌与古琴之“五不弹”，读来颇觉齿颊生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