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海博物馆推出的特展“惟砚作田——上海博物馆藏砚精粹展”吸引了大量观者，引起了广泛关注，人气十分火爆。据了解，这是上海博物馆自建馆以来首次举办以“砚”为主题的展览，其中不少藏品还是首次公开展出。这些呈献在观者眼前的一件件精心雕琢、各具特色的历代名砚，蕴含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内涵。

　　砚又称研，为研墨之工具，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文房用具。砚的起源很早，历史十分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其前身为新石器时代的研磨具，而迄今所知最古的成型石砚则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砚从秦汉时开始被普遍使用，至东汉魏晋时基本趋于定型。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砚由纯粹的实用书写工具被逐步艺术化，并成为凝聚文人情愫的文房雅玩，更是文人心中一种气节的象征。

　　此次上海博物馆藏砚精粹展按时间顺序共分为四个部分，时间跨度达2000多年，展现了古砚自秦汉至近代的发展脉络。上海博物馆馆藏历代古砚品类丰富，数量也不少，此次展出的也只是馆藏古砚中的一部分。其中，尤以明清文人题铭砚、著录砚与近代陈端友制砚为馆藏特色，是国内外在清代文人砚和近代陈端友制砚这两方面收藏最为丰富的专业机构。

　　陈端友被誉为是海派砚雕开山鼻祖、20世纪最杰出的制砚大师。但也有些鉴藏家、文人等对于陈端友作品的艺术价值并不十分认可。有人认为陈端友充其量只能算是个“高级匠人”，缺乏文人底蕴，格调不高;也有人认为陈端友的部分作品，如陈端友制古钱端砚、螺蛳端砚、吉金端砚等作品，对于有密集恐惧症的人来说，简直感到有些恶心。当然，对于艺术的欣赏和理解，本身就是见仁见智的，有不同的观点和态度都是很正常的。即便是如齐白石这样的大家，也有学者和藏家认为其艺术造诣不及张大千与二吴(吴昌硕、吴湖帆)。对于陈端友的历史地位和制砚技艺，还是应该客观、全面的来看待。

　　陈端友生平：

　　历经坎坷终成大家

　　中国砚史大致在明代以前都是以实用为主要目的，只是在砚的造型上随着时间不断演变。发展到清代以至近、现代，砚的形制、雕琢更为丰富多样，成为集绘画、书法、诗文、雕刻等艺术形式于一体的文房雅玩。在这期间，涌现出诸多制砚大师，如顾二娘、王岫君、陈端友、张景安等。这些制砚大师大多以琢制肖形砚为其主要业绩。一般认为，顾二娘为清代制砚第一人，而陈端友则是近现代中国最为杰出的制砚大师。

　　陈端友(1892-1959年)，名介，字介持，又字荣生，后改名端友。江苏常熟王市人。出身贫寒，少年丧父，后由其伯父推荐到扬州“问古斋”碑帖店给张太平做学徒。张太平是苏州雕刻碑帖和石砚的名家，陈端友拜师其门下，专心学习制砚技艺。几年后，已大有长进。1912年陈端友随师迁至上海，其后不久 ，张太平便去世了，几年后店铺也关门停业了，陈端友只得在家中制砚。之后，陈端友加入了当时海上画坛最具影响力的书画金石团体“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结识了吴昌硕、熊松泉、商笙伯、贺天健、张石园等一大批书画、金石名家，得吴昌硕教诲颇深，并求学于任伯年之子任堇处。大约在1935年前后，陈端友受中医名家余伯陶之聘，为其制砚，期间制砚二十余方，包括瓜形端砚、竹节端砚、笋形端砚、螺蛳端砚、蕉叶端砚、荷叶端砚、双鱼端砚、蚕桑端砚、海天浴日端砚、古钱端砚、吉金端砚、松蕈形蒦村石砚等，皆为陈端友存世作品中的精品佳作。此外，陈端友也曾受聘于民国时期另一位海上名医徐逸民为其制砚。1949年以后，陈端友先后任职于上海华东师范专科学校工艺研究员、上海文史馆馆员，专心制砚，不谐于俗，终身不娶。1953年，其代表作“九龟荷叶形端砚”参加北京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会”，引起轰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的情况。自鸦片战争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书画家等相继汇聚于海上，使得这座城市一跃成为中国画首屈一指的“圣地”。在此背景下，承袭古代文人雅集之风，许多书画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而“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简称：海上题襟馆)正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正式的、有组织的、规模较大的书画金石团体，对于海派绘画的发展影响深远。海上题襟馆大约成立于清末光绪时期，并在辛亥革命前后迎来了发展高峰期，成为当时上海书画界最主流的社交活动圈。其成员包括有汪洵、吴昌硕、王震、哈少甫、倪田、熊松泉、商笙伯、贺天健、张石园、黄山寿、陆恢、李瑞清、朱孝臧、赵叔孺、黄宾虹、钱瘦铁、曾熙、钱化佛、吴待秋、赵云壑、王个簃、丁辅之等一大批名家，当然，还有本文主人公陈端友。海上题襟馆几乎囊括了当时海上画坛所有的书画金石名家。1926年秋，因活动经费困难，海上题襟馆宣告解散。几个月后，部分骨干成员发起成立了一个新的书画金石团体“古欢今雨社”，由钱瘦铁担任社长。“古欢今雨社”以原先海上题襟馆的成员为基础，沿袭海上题襟馆之遗风，组织举办各类书画、金石、聚会等活动，一直持续到1930年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