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青铜熏炉

　　香炉是古代宗教、祭祀活动及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器具，在香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近年来，随着养生熏香活动的兴起，收藏和使用香炉的人群大量增加，香文化也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暴露出来，有相当多的人不懂得香炉的用法，使用不当，闹出笑话。前不久，在一个电视节目里就出现一个明显错误，编导将供炉置于主持人桌上，作为节目背景道具。殿堂炉与供炉怎么可以乱用?

　　我们从香文化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历朝历代，皆因不同的熏香意图，选用不同的炉具。比如殿堂用殿堂炉，祭奠天地鬼神用供炉，卧室用熏衣、熏被炉，书案用文炉，琴桌用琴炉，修炼有行炉、压经炉，各不相同。这些不同用途的炉具，其材质、式样、大小、色彩、纹饰又有着诸多的不同。比如，祭奠天地鬼神用的供炉，明清以降，规制渐繁。蓝色瓷供炉，一般是家庙或居家供奉仙逝之人的;红色的瓷供炉是供奉仙佛、先师的，这两种供炉不能交叉混用。供炉不能用作琴炉，同样，熏衣炉也不能用作供炉，有着严格的区分。甚至文臣武将用炉亦有区别，如此等等，各不相同。中华传统香文化博大精深，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养礼、养心、养生三大用香体系。而其中的重要载体，就是熏香炉。

　　养礼

　　“养礼”即礼教用香，这个礼就是在制度化、程序化的仪式中恭祭天地君亲师，仪式中的主要内容是焚香祭拜。

　　在远古时期，祖先们对雷电风雨等自然现象充满恐惧，认为天地有神灵在主宰，人的灵魂可以离开躯体而存在。于是，祖先们就把恭祭天地君亲师作为头等大事。这些祭祀活动的仪式，就是祭礼、祭典。每遇大事，都要焚香祈祷，以求得神灵的护佑。史前至夏商周时代，祭祀的熏香炉是在豆形器皿中摆放或燃放香料。

　　战国时期的祭祀用炉，从各地出土报告来看，以豆形炉身加扁盔形盖的熏香炉为主。汉代朝廷在祭祀、礼政等重大国事活动中，主要使用博山炉，借以通达神灵。博山炉是汉晋时期在宫廷流行的焚香器具，多采用青铜制造，有些甚至鎏金或错金银。在博山炉中焚烧香料时，烟气会从炉盖的仙人、流云间飘出，整座炉就像云气缭绕的仙山，表现出当时上层社会浓厚的求仙思想。

　　熏香炉在古时的礼教、礼乐等政治活动中占有神圣的地位。汉唐以来，皇帝上朝理政，先命侍者焚香起烟，然后处理朝政。那时的统治者认为“烟”可以通达天地人三界。有诗云：“千官望长至，万国拜含元。隔仗炉光出，浮霜烟气翻。飘飘萦内殿，漠漠澹前轩。圣日开如捧，卿云近欲浑。轮囷洒宫阙，萧索散乾坤。愿倚天风便，披香奉至尊。”

　　汉唐所用的“殿堂炉”，其造型、体量和纹饰特点是仿夏商周青铜礼器，以圆形方形、三足四足为主要配置，一般成对摆放在殿堂的重要位置。如汉代青铜熏炉，炉盖上有凤鸟纹饰，三条龙状足托住炉膛，体量较大，庄严肃穆。

　　同殿堂炉一样，祭祀用的供炉造型、体量和纹饰特点也是仿夏商周青铜礼器，以圆形方形、三足四足为主要配置。供炉以单只摆放在供祭对象前，红色炉祭佛、道、祖先等，蓝色炉祭刚逝去的人。如明代圆形石香炉，三足上雕刻有狻猊，体态庄重。再如，明代黑釉瓷香炉，为一炉两灯制式。

　　用于祭祀、礼教的熏香炉，对熏香炉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尽管生活用的熏香炉、特别是熏衣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兴盛一时，但是，传到后世的主流熏香炉还是以礼教功能为主。因汉武帝的倡导，政教合一，导致政教不分的博山炉大行其道，一直延续到唐代。宋朝赵希鹄在《洞天清录》中云：“古以萧艾达神明而不焚香，故无香炉。今所谓香炉，皆以古人宗庙祭器为之。爵炉则古之爵，狻猊炉则古踽，足豆香毬则古之鬵，其等不一，或有新铸而象古为之者，惟博山炉，乃汉太子宫所用者，香炉之制始于此。”

　　在宋代，官窑瓷器显示着风格鲜明的宫廷式样, 香炉亦然。其形制更多是取自商代至唐代青铜礼器。因此，宋代官窑瓷熏香炉，更多地反映了对礼教的尊敬。宋代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的香文化，是以祭祖和拜佛为主要内容的。

　　虽然香文化中的礼教取向逐渐由“高层”向“底层”普及，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熏香炉发展到明代，宣宗朱瞻基更是为了“遵循古代礼制”，命大臣依据古法设计制作了一批宣德炉。这批宣德炉对熏香炉的制式、使用者级别都有详细“规定”，圣上皇后用炉、前殿后宫用炉、前庭后堂用炉、文臣武将用炉、礼部吏部用炉、僧家道家用炉，圆炉祭天方炉祭地，皆有一定之规，既为前人用炉之传承，也为明人用炉之规范，更为后人用炉之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