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青铜器不仅是“重器”,而且还是“贵器”。在周代,作为礼器的青 铜器也不是一般人能享用的,甚至上达天子下至士大夫所用青铜器的数量和规格都有定制,如周礼规定,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超出即为僭越。正如考古学家所说,“青铜器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青铜器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其以独特的器型、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揭示了中华民族的铸造工艺、文化水平和历史渊源。自古以来,传统收藏就有“金石字画”的排序,青铜器摆在第一位,并被誉为国之重器。
皇室收藏青铜器成传统
青铜器收藏的历史传统极为悠久。“青铜器的收藏自古以来就有,商代王和天子的东西在周代就开始收藏,周代的器物到春秋战国又被收藏,到汉代汉武帝时发现了 一个圆鼎,因为这个被发现的圆鼎,汉武帝改年号为元鼎,可见当时青铜器被重视的程度。” 著名文物修复和青铜器鉴定专家贾文忠称。
作为权利和地位象征,青铜重器无疑会被历代皇帝所珍视。宋徽宗在位时广收历代文物,下旨命文臣们编辑了《宣和博古图》,此书著录了宋代皇室在宣和殿收藏的自商代至唐代的青铜器839件,许多现在非常著名的青铜器在上面都有著录。由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编修的《西清古鉴》,早已成为清代最重要的青铜器官方研究成 果。
清末民国时期青铜器收藏达到顶峰
清代是金石学的鼎盛时期,学人士子、官宦商贾争相搜购,使钱币、碑贴、三代彝器等青铜器,成为市场上的热门藏品。从清朝末期到民国时期,涌现出不少青铜器收藏大家。
提起青铜器的收藏大家,必越不过“南潘北陈”——潘祖荫和陈介祺。精通金石之学的潘祖荫以“攀古楼”的铜器收藏闻名于世。潘氏所收藏的青铜器无论是数量还 是质量,在当时都无人匹敌。根据文献记载,潘祖荫所藏青铜器数量多达六百余件,钟鼎彝器之类数量颇巨,其中不乏盂鼎、克鼎、四齐镈、史颂鼎、匽侯鼎和钟等 稀世文物,潘祖荫是当之无愧的清末收藏吉金“第一家”。当时最著名的三件西周青铜重器为大盂鼎、大克鼎和毛公鼎,其中前两件就为潘祖荫收藏,故曾刻有“天 下三宝有其两”印章一枚。因其丰富的私藏,潘祖荫还留下了一部金石著作目录《攀古楼彝器款识》。
“天下三宝”剩下那一宝——毛公鼎则被陈介祺所收。陈介祺的收藏,俨然一座颇具规模的金石博物馆。陈介祺收藏的青铜器包括毛公鼎、天亡簋、曾伯簠、十钟等346件,其中商周青铜器248件,秦汉青铜器98件。
其他人如旧上海房地产大王周湘云也喜爱收藏青铜器,因收藏阮元的“家庙四器”——虢叔大钟、寰盘、葛伯敦、无款执壶,而驰名于上海滩。
“自古以来‘玩’青铜器就被奉为高雅的追求,从事青铜器收藏的大多是文人、士大夫、官僚阶层,没有学问的人也玩不了青铜器。青铜器收藏在民国时期达到顶 峰,藏家辈出。民国时期的青铜器价位也高,口径一尺左右的圆鼎能在北京换一个四合院,大约相当于300大洋。”贾文忠说道。
价值与价格严重错位 青铜器收藏何时回归正统地位
贾文忠对记者表示,青铜器是中国的国粹,中国的艺术品当中只有青铜器是被全世界所公认的。中国青铜器的艺术地位在世界上可与西方的油画、雕塑相提并论,在世界的各大博物馆里都有一个专门的中国青铜器馆。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美术馆,无不把中国青铜器作为馆藏重器。
青铜器一直以来都是皇室和贵族收藏群体的宠儿,历代收藏家更将其收藏的青铜器作为镇宅之宝,世代相传。清末民初,一件古代青铜器可换几十件乃至几百件清三 代官窑器。就是在90年代的海外市场上,中国青铜器的价位也远超清三代官窑器,如在1993年,伦敦苏富比拍卖的一件西周青铜簋价格是84万英镑,同时上 拍的一件乾隆官窑器粉彩百鹿尊才2万英镑,青铜器价格超乾隆官窑瓷价格42倍之多。但时至今日,明清官窑瓷却常常几十倍于青铜器的价格,明清官窑瓷20多 年来的涨幅是青铜器难以企及的。
一方面,因国家文物保护政策的规定,青铜器在流通上受到限制,国内市场交易极少。另一方面,因收藏鉴定青铜器门槛较高,不仅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丰富的文化知识储备,还有相当的眼力和经验,所以目前国内青铜器藏家数量较少,没有形成大的气候。
由于各种原因,青铜器长期被艺术品市场边缘化。近十年来,青铜器在在不温不火中交易价格虽在逐年增高,但远远未达到其应有价值,国内也还未形成应有的市场 体系,青铜器的价位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在国际文物艺术品市场上,相对已进入亿元时代的书画和瓷器,青铜器的市场价值及其所占份额还有很大差距。青铜器在收藏领域何时能重新夺回其正统地位呢?我们拭目以待。